唐崇榮牧師 _ 三種法律的源頭

唐崇榮牧師 _ 三種法律的源頭

兩種法律的源頭

　　沒有法律的國家、沒有倫理的社會並不存在。上帝乃是真理、法度、規則的源頭，為此，有上帝形象的人必然活在法律的規範下。每一個國家在建立的時候必定先思想憲法、法律的制定。國家依據什麼制定憲法？

　　世上的法律有兩種制定的方向：當上層高壓統治下層，引起人民的不滿，引發社會的動亂，產生對上層的反抗，我們稱之為暴動、革命、革新。這可能產生兩種後果：一種是消極地毀壞社會，另一種是積極地促進國家的進步，代替原有錯誤的政府與統治，把社會帶到更進步的歷史過程之中。

　　為什麼需要改革呢？因為有一些不妥當的地方；不妥當的地方，誰可以看得出來呢？那些明白真理的人看得出來。這樣，革命是需要的嗎？對於政權被動搖的人來說，他們認為完全沒有必要；對於那些遭受逼迫，認為革命能帶給民眾益處的人而言，他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法律本身不完整，誰可以訂、可以改法律，這是政治哲學永遠討論不完的問題。

　　歷史上經常出現不好的政府為了個人的享受，利用特權壓迫、欺詐人民，讓人民做很多的苦工來繳稅，再把這些稅收當作個人使用的自由，揮霍無度，這樣的政府一定要透過革命將它推翻。秦始王登上王位後，透過商鞅變法鞏固他的政權，他當時擁有無可匹敵的政權，但他用焚書坑儒所維持的政權壽命非常的短。

　　相較之下，唐堯、虞舜、夏禹傳賢不傳子的禪讓之制，使他們在中國歷史上流芳百世。夏禹因治水有功，中國皇室王位的承繼自他開始，不再傳賢，乃是傳子，成為一種不成文的世襲制度。

　　但傳子之後，有了「異姓革命」——王本來姓姒的，後來姓嬴的可以代替他；王姓嬴的，姓姬的可以代替他；不同姓的人奪取政權，產生政權的轉移。法律制定的第一個源頭是從在上的統治者而來。但當在下的百姓被剝削，群起反抗，便把暴政推翻，訂下許多條例，約束皇帝不可專權、強暴百姓，這些法律就從百姓而來。

　　全世界的法律或是從上面的強權制定，或是從下面的百姓擬定，由上而下的法律，一定是以當權者的利益為優先；由下而上的法律，一定是以百姓的利益為優先。中國史上，鮮少有百姓制定法律的例子，幾乎都是由皇室訂定法律。然而，法國大革命就是要限制王的權柄，法國人認為自己是民主輸出的國家，因為他們的革命領導全球民主的風潮。

　　歷史上有三種民主：一、古希臘雅典的民主；二、改教時期日內瓦的民主；三、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民主。

　　雅典的民主（編按：指古希臘城邦雅典發展的民主體系）不是真民主，因為女人、奴隸沒有選舉權，即便他們占大多數，仍然沒有選舉權。加爾文依據聖經說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樣式所造，建立起對人權的尊重，人有基本人權，只有尊重百姓的政府才是好的政府。法國的民主與雅典、日內瓦的民主不同，因為法國的民主是受逼害的百姓對暴政的推翻，建立法國共和國的民主運動，是百姓集體的大暴動，將路易十六（Louis XVI, 1754-1793）送上斷頭台，充滿血腥的鮮血。

　　第一種民主並沒有真正的代表性；第二種是以聖經的模範，要求統治者一定要尊重百姓的人權；第三種報仇式的民主，結果產生永不止息的仇恨與鬥爭。人為了鞏固所獲得的權力，訂下許多規矩要人遵守。

另一種法律的源頭

　　上帝所賜的律法並不是由政府或人民所定。摩西的律法是以色列人受法老王逼迫四百三十年之後，上帝帶領以色列人脫離法老的奴役之後所賜下的。世上的法律無法彰顯公義，因為源頭皆源自於人，無論是從上到下，或從下而上。唯有上帝的律法是從上帝而來。

　　當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不遵守生命源頭的命令，他們的私慾產生了罪惡，罪惡導致了死亡。上帝說：「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創2:17），上帝要人遵守祂的命令。律法的原則，就是要人順從生命的源頭。

　　為什麼上帝頒布律法，是在以色列人受苦四百三十年之後，不是在百姓受苦之前？為要叫百姓知道逼迫不是從上帝而來，奴役不是上帝的旨意。逼迫人民的政權需要上帝的真理來改正。上帝賜下律法是要我們知道這律法是從上帝聖潔、公義、良善的寶座賜下，因此上帝的統治一定是最美、最善的。

說明：

內文編錄自印尼歸正福音教會主日信息20200524，未經講員過目。

圖片：Liberty Leading the People (French: 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 [la libɛʁte ɡidɑ̃ lə pœpl]) is a painting by Eugène Delacroix commemorating the July Revolution of 1830, which toppled King Charles X of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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