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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福音派对试管婴儿的沉默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evangelicalisms-silence-ivf

编按：如果要对这个话题了解更多，请参阅古德恩（Wayne Grudem）的文章《试管婴儿有可能道德正确吗？》。

许多福音派信徒都经历不育带来的心碎与痛苦，他们想得子女的愿望因无法明白或控制的原因迟迟未能实现。而这经常是一个隐秘的重担，只会在与家人、好友和医生倾诉时才会显露出来。

不育带来的压力与子女的价值驱使越来越多不育的夫妇尝试各种手段：人工授精、试管婴儿、甚至是代孕都开始在福音派群体当中出现。

然而，即使福音派逐渐了解不孕带来的情绪压力，我们仍未详加考究因求子心切而使用人工生殖科技背后隐藏的代价。

网飞（Netflix）影片《私密生活》（Private Life，警告：本片有暴露画面）是少数将这些问题揭示出来的作品之一。电影讲述一对夫妇尝试各种方法以助成孕，其间经历希望与心碎，以及他们的努力所引发的个人与人际困扰。当他们最后一次听到失望的报告后，丈夫躺在床上无情地问妻子：“我们以后会再行房事吗？”妻子则很自然的斥责对方自我中心与麻木。

这一幕深刻地勾划了生育治疗如何改变不育夫妇对性生活的体会。很讽刺的，这对夫妇将性行为抛进婚姻的垃圾箱；这个本来是自然制造子女的行为被贬成麻烦的、令人厌倦的烦恼。这个本来是快乐、二人深深结合的泉源，却变成了唤起他们无法达成愿望的痛苦。

对多数福音派信徒来说，试管婴儿的伦理仅止于有多少胚胎被制造出来以及它们的命运。此外，很多福音派信徒甚至不觉得试管婴儿是个道德问题：如果它看起来只是一种医学技术协助夫妇满足他们渴望的、神看为好的事——即是一个照着神形像所造的婴儿出生——怎会是道德问题呢？对很多夫妇来说，拒绝这些科技等同放弃满足他们内心深处的由衷渴望。

虽然并非每对夫妇都会经历像《私密生活》描绘的婚姻困境，但接受一些将夫妇“结为一体”分离的科技有其沉重代价。我们认为这些代价过高，以致福音派信徒夫妇及牧者应拒绝试管婴儿。当性与受孕分开，不道德的情况就会出现，福音派亦需负上责任。我们是时候对此打破沉默了。

了解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In Vitro Fertilization，IVF）是一种在不涉及性交情况下制造生命的医学方式。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统计，自1996年起，在美国有超过一百万个婴儿透过各种人工生殖科技出生，比率为百分之二。

试管婴儿需要采集卵子与精子。通常精子依靠男性手淫获得，但亦可以手术方式抽取；而女性卵巢经激素刺激，可一次过获得数个卵子。医生会在实验室使卵子受精以形成胚胎，然后将胚胎植入女性体内。（近来越见流行的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intracytoplasmic sperm injection]，医生会选取单一精子直接注入卵子中。）每次试管婴儿过程可产生一个或多个胚胎。胚胎植入后，仍有可能被母体排斥。而未植入的胚胎通常会储存起来。

虽然此过程看来能安全地治疗不育，但有很多道德问题。例如，胚胎的去向事关重大。胚胎是人，故此应获得爱与尊重。如果一对夫妇选择制造多个胚胎，那些未有植入的胚胎会如何处置？将它们无限期冷藏，或是作研究用途，是合乎伦理的吗？即使夫妇的意愿是植入每一个胚胎，但假若日后境况使之无法实现，那应怎么办？有些夫妇会在接受试管婴儿后自然怀孕，或某些原因令他们未能执行其意愿，使胚胎长留冷藏库。

了解这些难题的福音派基督徒夫妇越来越多会选择每次只制造一个胚胎。然而，将受孕与性交分开，仍会衍生另一些问题，甚至超过任何运用试管婴儿去克服不育的理由。容我直言，神在创造中将性与生育捆绑起来；神所结合的，福音派基督徒不可以分开。

圣经与试管婴儿

很多基督徒认为，因为圣经没有论述试管婴儿，故此道德问题就只有一个：如何处理制造出来的胚胎。但这论点在本质上削弱了创世记一、二章订立的性伦理与生命伦理规范。这规范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9:4亲自确认的。创世记1:26-28清晰地表明人类生育是包含在神创造的架构中，以及神为全地的繁殖而赐下的计划。创世记2:22-25虽然没有直接提及生育，但却明显地假设，性与繁衍后代是息息相关。男人与女人向对方委身，成为一体。然而这只在以生育建立的亲属关系的背景下成事：“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性行为在本质上是神为生育所命定的；“成为一体”无法脱离此现实，即使夫妇要否定它。如将性与繁衍后代互相依赖这件事看成可有可无而非规范，就是要从根本上在神学的人类学（theological anthropology）、伦理两方面破坏创世记一、二章的地位。

所以，这项原则不单建立在生物学或自然定律上；它更支撑圣经如何论述婚姻、子女、以及神在两者中的工作。生育在生物学上的现实正指出特殊启示与普遍启示如何一致。子女是来自神的产业及礼物；我们是由神在母腹中“可畏地、奇妙地受造”。神的工作，藉人的行为而达成；就是一男一女在爱中联合，与他人无关。这样，人类生育的排他性就与婚姻的排他性相呼应。

婚姻、性和生育互相关联的规范，正好反映亚伯拉罕错误地亲近夏甲以求获得神应许赐予的祝福（创16）。亚伯拉罕想得到的并非性交，而是子嗣。他这个决定，将圣约的延续从他与撒拉的婚姻中移走；而所用的方式，更像是代孕而非人工受孕。但当亚伯拉罕要以自己的方法得到祝福，而将神所配合的分开时，他就遇上一些现代人工生殖技术同样面对的困难。

生育与性的联合是密不可分、规范的。我们认为，圣经对此毫不含糊。神在创造中订立的，人应当遵守。根据此原则，以下会阐释四个忧虑。

对试管婴儿的四个忧虑

第一，试管婴儿切断了婚姻的合一好处

首先，将受孕与性分离以求子女的做法有可能引致福音派对于性、婚姻与家庭的理念的重新定义。将自然而统一的生育过程分拆成多个阶段，就会更难理解起初为何性、婚姻与家庭会同时创造出来。

性与生育的分枝已在我们的道德想象力里扎根。根本上，试管婴儿就如激素避孕一样使性与生育分开，只是刚好相反而已：避孕提供不会怀孕的性爱，而试管婴儿则提供不涉及性的怀孕。但当许多福音派信徒肯定避孕的正当性时，在生育与性之间分歧背后的伦理却容许很多他们反对的事发生。同性婚姻、通奸、避孕、试管婴儿等都切断了性行为与制造生命之间的自然、创造性联系。

这联系的磨蚀可以用于解释为何基督教性伦理在文化的地位一代比一代小。如果性满足与受孕没有在婚姻里维系，那就更不会在婚姻外实现。

第二，试管婴儿改变我们对人类生命的认知

虽然那些寻求试管婴儿的人多数是出于彼此相爱，但这种制造生命的过程却缺乏一般受孕所需的二人身体结合。

这又为认识人类生命的起源加入新观点。在一般生育的行为中，谁令受孕发生乃是毫无疑问的：制造生命的过程完全是由夫妇启动及完成。其他人只是外在地参与：他们协助、支持这过程，甚至是改正它，但绝不可能在物质上声称婴儿的生命是源于他们。

如果在制造生命过程中涉及多个单位，就会对出生的婴儿带来异常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我们会问，对试管婴儿而言，使这生命诞生的人，是夫妇还是医生？在平常的生育，孩子或会为自己的际遇向父母或神控诉。但在体外受孕的情况，控诉的对象或可合理地包括实验室里参与的人员。试管婴儿需要一连串外部单位去制造生命，这可引致孩童对他们是“在母腹中形成”的概念受损。

而且，试管婴儿改变了我们如何看待身体与其生殖能力。试管婴儿并非一个医治不育的疗法，而是企图回避人如何恰当运用自己的生殖器官，以及人自身的局限。医药的定义是要恢复人因疾病、残疾、意外等原因失去的人体活动能力。生殖系统需要异性配合才算为完整，而这就在性行为中实现。

但试管婴儿所要求的“医疗”手段是与恢复或修复生殖器官的治疗截然不同。例如，女性在抽取卵子时毋须“运用”她们的生殖器官。试管婴儿所用的手段并不符合生殖系统设计。要明白这一点，试想像因男性不育而进行试管婴儿；而女方的生殖系统运作正常，每月排出一颗（健康的）卵子。试管婴儿以人工方式刺激卵巢以同时排出多个卵子，然后以侵入式手术在女方身上抽取。这两项步骤都无法合理地称为“治疗”或修复女方的生殖系统。即使是女方的生殖系统出问题，试管婴儿也没有解决其根源，反而是要回避它。

因此，绕过性行为，以求在子宫外成孕，是带着损坏人的身体生活的明显目的。这亦是《私密生活》剧情的重点：如果想不依靠性行为去得到子女，会改变性行为的本质，进而改变人的身体生活。试管婴儿在深刻地影响着基督教道德想象力。如果持续下去，不单会根本地改变我们的性伦理，亦会改变医学伦理。

第三，试管婴儿玩弄人类生命及人类尊严

在实验室中制造生命的过程确立一项效率原则，在本质上必然使参与者倾向以人的生活质素去衡量人的价值。

在一般的生殖里，人是从一个神秘的、看不见的有机发展过程中形成。虽然我们藉科学得以认识在成孕早期发生的事，对夫妇或其他人来说这过程仍然是隐藏的。成孕无论是在子宫还是实验室中发生，都是个十分脆弱的事件。但当医生参与制造生命时，须要对各胚胎评估其存活机率，再选出那些看起来“最优质”的去使用。这种倾向，会使植入胚胎前的基因检测变成必需，尤其是这技术日渐便宜。既然试管婴儿的目的是要克服成孕的困难，此筛选过程必然会越见普遍，而父母亦会受更大压力要去采用它。

这样，试管婴儿驱使我们去想象哪一类人最有可能、最有能力过好的生活。奥利弗·奥多诺万（Oliver O’Donovan）及其他人曾论述产生（begetting）与制造（making）的分别，以及前者对形成人类生命的重要性。当人类可以轻易地制造其他人类，我们就自然会开始依照个人喜好与欲望去制造。那些在实验室里形成的人类虽然是完全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试管婴儿仍对神学的人类学构成重大破坏。

第四，试管婴儿对女性健康构成风险

最后，人类生命的形成不单是个非常脆弱的过程，更充满风险，婴儿或要承受后果。短期而言，以人工生殖科技达成的怀孕比传统怀孕更容易出现并发症。至于对以人工生殖科技出生的孩童的长期影响，至今仍是个谜。但对女性来说，风险更为迫切。

如上所述，抽取卵子的过程是非常具侵入性，同时须服用非医疗用激素。此长期影响仍未有定论。但有部分原因是不育治疗是一门获利丰厚的生意，以致出现系统性的压力去回避这方面的问题。医学人类学家黛安·托伯（Diane Tober）向华盛顿邮报承认：不育治疗没有已知风险，只是因为没有人去探究而已。

试管婴儿对女性的双重压力应足以令福音派信徒拒绝此技术。每个女性怀孕时都会承受健康风险；但试管婴儿所需的侵入性、非医疗用激素使风险倍增。这样一来，试管婴儿延伸了激素避孕的逻辑——它令男性可以随心所欲，令女性不合比例地承担管理身体的责任——而不是要求男性在性方面有所节制。

此外有其他理由去反对试管婴儿以及在福音派群体中采用。例如，形成生命的经济代价将大大提高，只有富裕家庭才能负担（低收入家庭须由保险或政府资助）；试管婴儿在执行过程中使数以百万的胚胎死亡，令人质疑会成为建基于道德错误的制度的共犯——即使夫妇的动机纯正。此外还有更多理由。

从根本来说，如果接受试管婴儿将性与怀孕的情况，会使福音派难以见证：“神的美好创造即使在罪中仍旧纯全”。这理应足以拒绝试管婴儿。

牧者的考虑

我们承认以上论点对渴望有儿女的夫妇难以接受。很少事会比渴望得到儿女深刻；神看似广泛赐予其他人的东西但自己却无法得到，好像是个残酷的重担，特别是当满足这良好心愿的办法看来已出现时。但我们在别处曾经说过，教会极需要没有孩子的夫妇一同来作见证，为这充满悲伤的世界哀叹，向基督的国度盼望。福音是给没有儿女的夫妇的好消息，他们在基督里而不是在生育里得盼望。

然而，牧者以福音作辅导时需要有清晰头脑。那些心碎的人充满哀伤，他们需要指引哪些事是应该或不应该做。我们应谨慎细察，社会要克服不育的推动力，与基督教对无子女景况的独有回应，哪个对基督教道德想象力的影响较大。想得到子女的良好渴望如同其他神的恩赐一样，可以变成失序，特别是当寻求子女的过程违背了圣经中有关制造生命的规范。

这论点对那些成功以试管婴儿方法怀孕的夫妇代表着什么？他们必须去爱这些子女，如同传统生育方式得来的儿女一样。这些子女有神的样式：试管婴儿的错误绝不应怪罪到他们身上。神爱世人，甚至愿意在我们的过犯中将好处赐给我们（罗8:28）。（但这不是做错事的理由——罗6:1。）

如果夫妇曾接受试管婴儿而留下了冷藏的胚胎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敦促他们视胚胎为一个有待发育的人：他（她）应得到爱、关怀、尊重。胚胎同样是照着神的样式所造。第二，如果夫妇无意使用那些胚胎，我们鼓励他们考虑捐赠胚胎予别的家庭收养。第三，我们请求他们拒绝将胚胎销毁或作研究用途。当夫妇没有这些选择，以及考虑到胚胎退化引致的伤害，他们或会让制造出来的胚胎交托神的手中，诚心为自己导致人命的死亡而忏悔哀伤。

假若夫妇不育又想尝试试管婴儿？我们建议他们知会牧师与教会群体，免得要独自面对不育。我们敦促他们不要接受试管婴儿，但去尝试各种能提高自然怀孕机会的治疗。最重要的是，我们劝勉他们去探索如何建立非亲生的亲子关系，使他们的生命能为神的国作见证。这样，他们就见证：盼望并非借着子女出生，而是借着主的降临去实现。

我们相信，亦尝试争辩：对不育的夫妇来说，拒绝以违反神美好创造的方式去制造生命就是最佳选择。我们将神结合的拆散，只会害了自己：将性与生育分开，就是在改变神定下的规范，影响我们对神如何制造生命的认知。如果我们看重福音，但不去反对这些分化，我们就不配称作基督徒。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Breaking Evangelicalism’s Silence on IVF.

Andrew T. Walker（安德鲁·沃克）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伦理学副教授，也是伦理学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

Matthew Lee Anderson（马修·李·安德森）是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宗教研究院的博士后研究员，同时是Mere Orthodoxy网站的创办人。

试管婴儿有可能道德正确吗？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ivf-morally-right

编注：如果想要了解这一话题的另一视角，请阅读福音联盟的另一篇文章《打破福音派对试管婴儿的沉默》。本文改编自《基督教伦理：圣经道德观导论》（Christian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Moral Reasoning, Crossway2018 年出版）第 30 章。

试管婴儿（In vitro fertilization，缩写为 IVF）指的是在实验室而不是在女性子宫将女性的卵子（ovum）和她丈夫的精子结合的过程（拉丁语vitro 的意思是“在玻璃中”。）当卵子与精子结合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活的胚胎，然后将其植入女性的子宫中，使其可以像任何其他婴儿一样发育。

福音派基督徒对这一过程的道德可接受性存在着分歧，一些受人尊敬的福音派神学家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试管婴儿在道德上总是不可接受的。

我自己的立场是，原则上，圣经的教导并没有从道德层面谴责使用试管婴儿的已婚夫妇（只要这个过程没有杀死任何人类胚胎），因为它只是一种工具，为要让不育的丈夫和妻子克服他们的不孕不育，从而体验养儿育女这一福分。

（我不会讨论其他几个相关问题的道德，例如收养、代孕、胚胎收养和人类克隆的可能性，但我已经在别处详细讨论过。）

第一，解决不孕的难题，这是神所喜悦的。

不孕不育一直是男人和女人深感悲痛的根源——对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一直如此，我们从圣经一些章节中也看到不孕带来的困扰。撒拉（撒莱）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无法为亚伯拉罕生孩子（创11:30,创 11:16:1），直到她年老时才生下了以撒（见创21:1-7），这是一个神迹。雅各的妻子拉结在与雅各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生育（创29:31），参孙的母亲、玛挪亚的妻子也是如此（士13:2）。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不孕而悲伤地向主呼求（撒上1:2-18）。在新约中，撒迦利亚和伊利莎白“没有孩子，因为伊利莎白不育，而且都上了年纪”（路1:7），但是，再次通过神的超自然奇迹干预，伊利莎白最终生下了施洗约翰（57–66节）。这些描述性例子都将克服不孕描述为神所喜悦的事情，这通常是神对一对夫妇特别祝福的体现（创11:30，创 11:16:1）

其他经文也展现了这一点，即使不孕的生育是来自神的极大祝福，“他给不育的妇人一个家，使她成为喜乐的孩子的母亲。赞美耶和华！” （诗113:9；亦见出23:26；申7:14；赛54:1；加4:27）。神以祂的智慧，在好几段经文中都对没有孩子的深切悲痛表示同情，例如在拉结（创30:1）和哈拿（撒上1:5-10）的故事里。这些经文完全符合圣经中经常出现的主题，即孩子是上帝的一大祝福：“看啊，孩子是耶和华的产业，子宫里的果实是奖赏。”（诗127:3；另见创1:28；诗128:3-4；玛2:15；提前5:14；另见《基督教伦理》747页）。

鉴于圣经这些话语所蕴含的力量，一般而言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信心：克服不孕是讨神喜悦的，神悦纳我们在这件事上的努力。不孕不育不应该是好像头发或眼睛的颜色那样跟我们无关的事情，而是我们人类堕落的另一个结果，是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进入人类当中的残疾和疾病之一。不孕不育并不是上帝创造的“甚好”之一，神原本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都能发挥作用。

第二，一般而言，现代医学是来自神的祝福，合乎道德。

今天，现代医学（以及古代世界的医学）可以用来克服许多疾病和残疾。我们应该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并且为此感谢神。

上帝把资源放在地球上让我们去发现和开发，这就包括了医药资源，祂还给了我们这样做的智慧和愿望。不仅如此，神还命令了亚当和夏娃去“治理”这地（创1:28）。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拥有的所有药物都是由地球上人类发现的资源制成的。这一事实加强了亚当和夏娃获得的命令，并且“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24:1）

耶稣对使人们恢复健康的事工并没有冷眼旁观。他的医治事工表明，当我们努力帮助人们克服疾病和残疾时，神是喜悦的（路4:40）：

日头正落的时候，凡有患各样疾病的，都拿来给他，他按手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就医好了他们。

这是耶稣在地上事工中的一个普遍模式，“凡有患各样疾病的”这一表述的包容性使我们可以假设耶稣还治愈了许多女性（和男性）先前无法怀孕和生育的疾病。

与耶稣的榜样一致，雅各鼓励基督徒为获得医治而祷告（见雅各书5:14-16）。这种新约模式让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积极地看待现代医学的进步，支持和欢迎能够为患有各种疾病和残疾（包括不孕症）者带来健康的医学进步，我们应该看到医学发展的道德正当性。

第三，我们应该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将未出生的胚胎视为人。

各种经文让我们意识到，从受孕那一刻起就应当将未出生的胚胎视为人。大卫在回想起他的存在之初，甚至在他受孕的那一刻就提到了他的罪孽：“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51:5，尤其注意大卫是在谈论他自己而不是他母亲的罪）。此外，大卫还对上帝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139:13）。在旧约中，如果未出生的孩子死亡（即使是因为意外伤害），导致未出生孩子死亡的人将受到死刑（见出埃及记21:22-25：“以命偿命”）。圣经看母腹中的雅各和以扫为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在利百加腹中挣扎开始就代表两个国（创25:22-23）。伊丽莎白在怀孕第六个月时说，“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肯定是人类才有的行为（路1:44）。我在《基督教伦理学》一书中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经文。

这些经文都和试管婴儿问题有关，因为它们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接受任何肯定会导致（哪怕是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死亡的医疗程序，当男人的精子与女人的卵子结合时，细胞开始分裂，人类胚胎开始长成一个小婴儿。

第四，生育只能由已婚夫妇做出。

第四点并不是来自圣经的直接命令，而是圣经描述的模式和圣经道德命令对这一主题带来的影响。

今天，许多与现代辅助生殖技术相关的伦理问题都仅仅关注妇女怀孕和生育孩子的医学可能性，没有意识到孩子的生父有可能不是那个女人的丈夫。但是整个圣经叙述和道德标准都认为这种情况与上帝对生育的计划相悖。

在创造之初，上帝对亚当和夏娃（他们是夫妻）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1:28）。这节经文本身并不是说神不喜悦其他生孩子的方式，但它是整本圣经中婚姻的基本模式，并且是“生养众多”这一命令的第一个实例。（圣经在创世记2:25中称亚当和夏娃为“男人和他的妻子”，并在第 24 节中使用亚当和夏娃之间的关系作为婚姻的一般模式。

与此同时，上帝反复命令禁止奸淫，其他经文（出20:14；利20:10；申5:18；箴6:32；太15:19；罗13:9；雅2:11；彼后2:14) 也都支持这个想法。性交只应发生在婚姻中，因为这样就保证了只有结了婚的男人和女人才能生孩子。

在出埃及记的详细律法中可以找到支持这一结论的另一条证据：如果男人勾引未订婚的处女并与她同房，他就应该提供彩礼，并娶她成为自己的妻子。（出22:16；罕见的例外见第 17 节，但一般原则是此时应该有婚姻；另见申命记 22:28-29。）

在这里，法律的具体规定再次确保了如果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们就当结婚——这再一次保证了只有已婚男女才能在婚姻中生育。

禁止“性不道德”（在较旧的翻译中为“淫乱”[希腊语porneia ]）就是试图确保性交只发生在婚姻的范围内，这将保证孩子只能在婚姻的背景下受孕（见林前6:18；林后12:21；加5:19；弗5:3；西3:5；帖前4:3）。最后，没有任何一处经文表明上帝认为由未婚男女生孩子在道德上是正确可行的。

因此，唾手可得的经文描述和命令使我得出结论：孩子只能从婚姻中的男女怀胎和出生，并且没有其他情况或关系（《基督教伦理学》775-77页）。

因此，试管婴儿在某些情况下是一种道德上的善

前四点让我得出结论，如果一对已婚夫妇使用试管婴儿，并且注意防止故意杀害胚胎，那么这是一个令上帝喜悦的道德上的行善。这样做并不违背圣经，反而克服了不孕，成了道德的善、为另一个家庭带来生育的祝福。“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 113:9）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育的夫妻必须去尝试试管婴儿，我只是说这在道德上可以接受。许多夫妇可能会认为这个过程太昂贵了。在美国，一个试管婴儿基本周期的平均费用在12,000美元到15,000美元之间。另一种不太复杂的过程，称为“迷你试管婴儿”（"Mini-IVF"），大约也需要5,000到7,000美元。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以至于他们不想开始如此艰难的过程。或者，一对夫妇可能因为怀孕会给母亲的健康带来更大的风险（这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以至于他们认为应该尝试一下试管婴儿。

在上述种种情况中，试管婴儿的医学可能性和道德可接受性并不意味着所有夫妻都有义务使用试管婴儿，他们只是有这个选择而已。

处理异议

这个结论可能会面对一些反对意见，但我认为它们没有说服力。以下是一些最常见的：

反对一：“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这不是上帝想要的、通过性交的“自然”受孕过程。但这样的论点其实假设了“自然”的定义就是要把所有现代医学手段排除在我们认为是自然的一部分之外。用于试管婴儿的实验室设备不也是由上帝放在地球上的资源制成的吗？医学研究人员和医学技术人员以及他们全部的智慧和技能，不也是上帝创造的一部分吗？

再举一个比喻，假设一位女士每天使用现代温度计测量体温，以确定最佳的性交时间，以便她能够怀孕。这同样是一个“不自然”的过程，因为她使用现代医用温度计来知道她何时排卵？这样想是荒谬的，温度计也是由上帝创造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制成的。同样，考虑一个丈夫使用伟哥或类似的现代药物来克服勃起功能障碍，以便他和他的妻子可以进行性交和受孕，我们会不会认为这一过程也是“不自然的”并且认定不能使用呢？要知道他正在使用现代医学来克服他的医疗问题！当然不能那样想，伟哥是由上帝放置在自然界中的材料制成的，因此它也是广义上自然的一部分。

或者考虑称为“丈夫人工授精”（或AIH）这一医疗过程。这个过程也使用了一些现代医学发展，但不违反上述任何圣经原则。它只是让妻子通过丈夫的精子怀孕，但由于某种原因，这在身体上不太可能或不可能通过普通的性交发生。所以就需要收集丈夫的精子，然后使用无针注射器或其他医疗器械将其注入妻子的子宫颈或子宫。孩子由已婚的男人和女人怀上并出生。在此过程中不会杀害任何未出生的人类（或胚胎）。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医学过程的美妙结果是这对夫妇克服了不孕症。

因此，似乎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试管婴儿，因为试管婴儿不是上帝为受孕而建立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这个问题的基本考虑都得到了满足：（1）现代医学用于克服残疾，（2）没有未出生的孩子的生命被破坏，以及（3）孩子是由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怀上和出生的彼此结婚。

反对二：“这错误地将性与受孕区分开来。”

另一个反对意见可能是上帝设计了受孕必须经过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性交，但试管婴儿将性与受孕分开。

我的回答是IVF没有将性与受孕分开，因为对于这对夫妇来说，性和受孕之间没有联系。他们无法怀孕。是不孕不育将性与受孕分开——而试管婴儿正在克服这种情况。许多不孕不育的夫妇间性生活非常正常和幸福，但由于某些医学原因，他们一直无法生育。没有圣经命令说“受孕只能是性交的结果”，但圣经中有丰富的话语清楚地教导孩子带来的祝福、神治愈不孕的祝福，以及使用上帝赐予的智慧和资源的祝福。所以，开发针对疾病和残疾的医疗解决方案是蒙福的。

是的，有人可能会反驳试管婴儿，说“圣经里不是那样做的”。但由于圣经缺乏关于该主题的明确道德教导，仅仅因为现代发明在圣经时代不存在就将其排除在外是很危险的——否则我们就不会使用汽车或手机，甚至不会使用眼镜或印刷机。

反对三：“许多胚胎都被杀害了。”

为了增加怀孕的可能性，试管婴儿通常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许多（或至少几个）女性的卵子受精，产生许多胚胎，并且只有那些看起来“最健康”的卵子被保存并植入女性的体内。子宫——其余的要么被冷冻要么被丢弃（乔治亚生殖服务；梅奥诊所）。

我必须清楚，当IVF以破坏多个人类胚胎的方式进行时，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因为它会导致对人类生命的错误杀害。

然而，这个反对意见并不排除所有的试管婴儿程序，因为多个卵子的受精是没有必要的。现代试管婴儿的技术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如果这对夫妇希望只让一两个卵子受精，然后将两个卵子都植入母亲的子宫，这是可以做到的。事实上，2012 年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植入的卵子不应超过两个。“以前的研究（那时还没有很多很成熟的IVF技术）表明，与只植入一个或两个胚胎相比，植入三个以上的胚胎能增加成功活产率的可能性，”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的首席研究员黛比·劳勒（Debbie Lawlor）这样说，“我们的研究表明现在的情况不再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真的没有胚胎遭到杀害，我认为试管婴儿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事实上，瑞典的一项研究发现，子宫内仅植入一个胚胎的女性怀孕的几率几乎与植入两个或更多胚胎的女性一样，仅移植一个胚胎也减少了双胞胎出生时体重过轻和伴随并发症的可能性。

约翰·费恩伯格与保罗·费恩伯格（John Feinberg and Paul Feinberg）不同意我在这里的立场，他们认为即使只有一个卵子受精，试管婴儿在道德上也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率很低。他们写道：

我们相信胚胎从受孕开始就是人类、具有人性。我们对胚胎的看法导致了我们对试管婴儿最大的道德反对意见，即胚胎生命的浪费和损失。……如果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上升到95%甚至80%到85%，我们会更能同情它，但是……试管婴儿技术目前远未达到这样的成功率。我们发现失去这么多人的生命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当使用一个胚胎时，成功率最多只有17%左右。……太多的人丧生，我们怎么能认为这在道德上可接受呢？

我非常尊重费恩伯格兄弟的这本书，多年来我将其用作我教授基督教伦理的主要教科书。我同意他们的结论的次数远远多于我不同意的次数。我发现他们此时的反对意见很重要，我认真对待，但最终我没有被说服。

我的回答是，一次只给一两个卵子受精，并寄希望于它们能存活下来，这与试管受精的常见做法大不相同，试管婴儿的做法是将几个卵子受精，然后故意破坏大部分受精卵。在这种情况下，存在着蓄意的、故意的对人类生命的破坏。

但一次只受精一两个卵子，医生和夫妻的意图是所有受精卵都会存活并正常分娩。因此，我仍然认为不破坏胚胎的试管婴儿在道德上可接受。

并且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不断提高。根据辅助生殖技术协会（SART）2014 年的数据，在 35 岁以下的女性中，每个试管婴儿周期的活产率为 54.4%；35 至 37 岁的人为 42%；38 岁至 40 岁的成功率为 26.6%。40 岁以上的成功率降至 13.3%，44 岁以上的女性成功率很少，约为 3.9%。

结论

我的结论是，对于不孕不育的已婚夫妇来说，试管婴儿可能被视为一种道德上的好选择，一种给家庭带来孩子祝福的选择。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诗篇127:3）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IVF Can Be Morally Right.

Wayne Grudem（古德恩）是凤凰城神学院（Phoenix Seminary, Phoenix, Arizona）的神学与圣经研究教授。在此之前，他在三一福音神学院（TEDS）任教已达20年之久。他还担任了“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委员会”（Council on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以及“福音派神学协会”（Evangelical Theological Society）主席。他著有100多篇学术文章，已经出版不止十二本书，其中包括畅销书《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中译本由更新传道会出版）。

全世界年纪最大的婴儿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worlds-oldest-babies

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瑞秋·里奇韦（Rachel Ridgeway）生下了全世界年纪最大的双胞胎婴儿。

大约30年多前，莉迪亚·安（Lydia Ann）和提摩太·罗纳德（Timothy Ronald）在一家生育诊所成为受精卵。几个小时后，他们就被冷冻了起来。

“这是一个新的记录，即把冷冻时间最长的胚胎转移到母腹中并生下来，”国家胚胎捐赠中心（National Embryo Donation Center，NEDC）的市场和发展总监马克·梅林格（Mark Mellinger）说。之前的两项记录也在NEDC创下，在过去的五年中，NEDC促成了一个24岁的胚胎和一个27岁的胚胎转移到另一个代孕母亲子宫中。

这对双胞胎受精卵的来历“大多是个谜”，瑞秋说，在这对双胞胎受精卵形成的时候她才3岁。这对受精卵的生母是一位34岁的卵子捐赠者，生父在卵子受精时已经50多岁，最终因卢伽雷氏病（Lou Gehrig’s disease）而去世。据推测，这对受精卵的兄弟姐妹们很有可能植入了他妻子的子宫。提摩太和莉迪亚在西海岸的一家生育诊所等待了15年，然后又在NEDC的合作医疗诊所——东南生育诊所的实验室里储存了15年。

冷冻在液氮中的近30年里，这对双胞胎与其他至少一百万个受精卵冻在一起——尽管确切的数字无人知晓，因为上一次有人统计时是在2002年（当时是40万个）。

这些婴儿是通过试管婴儿（IVF）过程产生的，即母亲的卵子和父亲的精子在子宫外的试管中结合。受精卵随后开始分裂，受到大约两到五天的培养，然后转移到母亲的子宫里。

“第一个试管婴儿在1978年出现，当时可是个大新闻，”生育专家约翰·大卫·戈登（John David Gordon）说。“44年后的今天，人们听到试管婴儿已经很淡定了。”

那时，一次使用一个卵子的结果往往令人沮丧，因为它并不总是受精，受精卵也不总是存活，分裂。戈登说：“医生们开始使用克罗米德（Clomid）——一种口服生育药物，以获得三到五个卵子。这种药物能使妇女一次产生或释放一个以上的卵子。”

他说：“然后我们研究出如何在液氮中冷冻额外的胚胎，并在某个时候解冻它们，以使夫妻双方能够拥有另一个孩子，或者在这次试管婴儿失败后再次尝试。”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为什么不使用更厉害的药物，获得10到20个卵子？那些在不孕不育中挣扎多年的夫妇感到很兴奋——他们认为卵子或胚胎不嫌多，能催生更多的卵子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这后来就成了个大问题。受精卵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可能受孕和生下孩子的父母，最终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如何处理它们。这些选项——把胚胎捐献给科学界、销毁它们、放弃它们让别人收养、无限期地储存它们——都是不那么好受的决定。做这个决定是如此痛苦，以至于许多父母选择不做决定，继续支付储存费用或完全联系不上了。

这一趋势和堕胎有着密切联系。在杜布斯案（Dobbs）判决之后，一些人口专家甚至警告说，如果父母希望这些胚胎被“处理”掉，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冷冻在红州（共和党）的冷冻胚胎尽快转移到蓝州（民主党）。

对于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来说，这种联系也很明显。NEDC不断打破自己“年龄最大的婴儿”记录是有原因的。

“神呼召我们照顾孤儿和寡妇，祂呼召我们去爱那些不幸的人，”雷切尔说。“神为我们做了这些。我们应该愿意为一些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做这件事。”

生育专业领域

当约翰·戈登（John Gordon）出生时，“生育专员”或“助孕专员”（fertility specialist）这样的职业根本就不在字典上。当第一个试管婴儿产生的时候，他还在上高中。

约翰来自一个都是医生的世俗犹太家庭——他的祖父、父亲、两个叔叔和一个哥哥都是医生，所以当约翰进入医学院时没有人感到惊讶。他获得的一系列学位令人印象深刻：普林斯顿大学本科，杜克大学医学院，斯坦福大学住院医师，以及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奖学金。在这一求学过程中，他与一个名叫艾莉森（Allison）的基督徒女孩结婚，最终两人在华盛顿特区定居，抚养他们的四个孩子。

“他做的是一件美妙、有意义的事情，”艾莉森说。“他在帮助已婚夫妇——有些人已经挣扎了多年——拥有一个孩子。”

几十年来，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变化。首先是人们对这一领域的兴趣，因为越来越多的妇女推迟生育，她们也有机会获得更多的生育选择，并不再像过去那样因为不孕不育而面临耻辱感。第二是技术，它变得越来越好——不仅是人工辅助生殖技术，还有对胚胎健康和质量的测试。

约翰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他的儿子一度病危，而他当时又做了一个关于耶稣的梦，他在重症监护室里陪护儿子的时候得着了得救的信心。约翰说：“我跪下来说：‘主啊，如果你想引起我的注意，你做到了。我是你的。’”

一切看起来都很不错。约翰的诊所业务蒸蒸日上，他可以为病人提供更多选择。约翰和艾莉森忠心参加教会活动，带着孩子参加VBS，参加所有的小组查经、主日学课程和短宣。

事实上，他们太忙了，以至于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问题所在。

行业难题

“这几乎是一个难题，”艾莉森说。约翰所在生育诊所的医生“在他们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会有什么后果之前就开始做（试管婴儿）了。”她解释说，“约翰对此并不满意，但我们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胚胎过剩——以及如何处理它们的问题——是令人不安的。从世界的角度来看，胚胎只是一团细胞，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掉。但约翰不是这样看的。而事实也并非如此——即便是那些对其多余的胚胎没有更多计划的生身父母，除了将婴儿保存在仓库里，也做不了什么。有一次两个生育诊所的氮气罐发生了故障，那次故障影响了7500多个卵子和胚胎，其中许多已经储存了8到10年。这让存储胚胎的父母们非常愤怒，许多人提起了诉讼。去年，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陪审团向五位家长发放了第一笔近1500万美元的赔偿。

另一个担忧是对试管婴儿胚胎进行基因测试数量的增加。约翰记得有一对健康、对未来充满憧憬的夫妇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基因测试。他们发现每个人都携带一个隐性基因突变，这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有25%的机会出现听力障碍。他们要求做试管婴儿，这样他们就可以筛选掉任何有这种潜在残疾的胚胎。（最近，加利福尼亚的一对同性恋夫妇提起诉讼，因为他们的孩子——包含捐赠者的卵子和代孕母亲的努力——结果是一个女孩，而他们要的是一个男孩。在纽约，一对女同性恋者在要求得到一个女孩而得到一个男孩后同样提起诉讼。）

大约在这个时候，艾莉森摔断了脚踝。不能下床之后，她有时间思考。她想得越多，她就越感到惊恐。

“这样做这是不对的，”她告诉约翰。“你赚的是血钱。如果你扔掉一个不‘完美’或性别不对的婴儿，那几乎是杀人，没有人是完美的。”

他知道她说的对，他说：“这个领域已经转向了生产和销售最好产品的想法。”当他与其他医生谈论道德问题时，他听到的是：“你会使我们诊所的生意越来越差，”“你等于是在把病人推向同行竞争对手，”，或者“你把你的伦理放在病人身上是不公平的。那是他们自己的事。”

约翰感到自己进退两难，他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是一个受过普林斯顿大学、杜克大学和斯坦福大学教育的生殖内分泌专家，”艾莉森告诉他。“你肯定有办法吧。”

办法

NEDC成立于2003年，当时围绕胚胎干细胞研究使用的争论刚刚开始平息。（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有人谈论这个问题，那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了过多的试管胚胎，捐赠给科学的胚胎比研究所需要的要多的多。）

该中心的联合创始人杰弗里·基南（Jeffrey Keenan）认为，既然胚胎可以植入任何子宫，那么从逻辑上讲，别的夫妇就可以收养没有人要的冷冻胚胎。他不是第一个这样想的。1998年，一间基督教收养机构促成了第一个成功的“冷冻胚胎”收养——一个名叫汉娜（Hannah）的小女孩。意识到这一事工的价值和潜力，杰弗里在当地医院系统和基督徒医生与牙医协会（Christian Medical & Dental Associations）的支持下，创建了NEDC，作为等待收养胚胎的免费存储之处。

到了2018年约翰给杰弗里打电话时，NEDC已经有700多个冷冻胚胎因为胚胎收养而得以出生。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1250。由于每年有250至300次胚胎移植，NEDC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胚胎收养项目。

当约翰打电话给杰弗里时，杰弗里说：“我们东南生殖中心（Southeastern Fertility）不做捐赠卵子的试管婴儿，也不使用捐赠精子。”东南生殖中心是杰弗里的私人诊所和NEDC的医疗合作伙伴。“我们不提供代孕服务。我们是一个无弃婴机构，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为某人做试管婴儿，他们必须回来使用这些胚胎或承诺允许他人收养这些胚胎。而且我们不做胚胎的基因测试。”

基本上，这就是约翰所关注的，约翰有顾虑的所有一切在杰弗里的诊所都不是一个选项。不久之后，约翰和艾莉森收拾好他们的家庭，搬到了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Knoxville），这样约翰就可以加入杰弗里的团队并在NEDC工作。

约翰说：“每天不再有道德挑战，这真是一件好事。”在杜布斯裁决之后，他从这一领域中其他人那里得到消息，担心这将如何改变试管婴儿的实践方式。他告诉他们：“对我来说不会。这不再会影响我。”

他的大多数客户——无论是在NEDC还是在东南生殖中心——都是基督徒，都相信生命从受孕开始。有些人不希望胚胎在他们的身体之外形成，所以他建议收养或非试管婴儿治疗。许多人只想创造他们计划在该试管婴儿周期中实际使用的胚胎数量，以避免与冷冻胚胎有关的伦理问题，所以他将做一个与众不同的试管婴儿周期：卵子被取出、受精，所有产生的胚胎被转移到子宫中，或者他会把受精失败的卵子冷冻起来。另一些人则接受冷冻胚胎，但计划把每一个胚胎都放入子宫。

他说：“在开始试管婴儿周期之前，我们会和客户对这些问题进行所有讨论。”

他还告诉他们另一件事：“我们不会丢弃不完美的胚胎。”

不完美的人

许多生育诊所不会移植一个看起来不完美的胚胎。这是因为大家都在追求越来越高的植入成功率，而不完美的胚胎会降低这一数字。而且，说实话，大多数父母不想要一个不完美的胚胎。

但这正是瑞秋和菲利普·里奇韦想要做的事情。

里奇韦夫妇已经不记得他们是在哪里第一次听说胚胎收养的，可能是在危机妊娠中心。瑞秋是一位危机妊娠中心的护士，后来成为在家教育母亲，当时她在那里做志愿者。也可能是在他们的生育诊所，里奇韦夫妇亲生的三个孩子都需要一点医疗援助才能受孕。

他们正在考虑增加第四个孩子。“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把钱投入到人工辅助生育上，或者我们可以把这些钱投入到胚胎收养中，”瑞秋说。“一旦我们开始考虑这个问题并做更多的研究，主就真的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有热情。”

里奇韦夫妇开始与NEDC合作。与普通收养不同，胚胎收养更类似于购买财产。只要亲生父母或捐赠中心和收养父母就条款达成一致，胚胎就会被移交给新父母，不需要任何传统意义上收养的文书工作、课程或家庭研究。

约翰说：“我从收容所领养我的狗需要经过更多的环节——家庭调查和背景调查——比在大多数试管婴儿诊所使用捐赠的胚胎植入子宫要多得多。”

因此，像NEDC这样的组织已经制定了自己的标准，包括家庭调查、财务审查和辅导。到2020年4月，当瑞秋发现自己怀孕时，里奇韦夫妇刚刚完成家庭背景调查。

小女儿米莉亚（Miriam）于2020年12月出生。里奇韦夫妇思考了一段时间，然后决定继续他们的胚胎收养。

“当人们发现我们已经有四个孩子时，他们看我们的眼神很奇怪，就像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瑞秋说。“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分享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神呼召我们照顾孤儿和寡妇，祂呼召我们去爱那些不幸的人。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些。我们极度需要一个父亲。祂收养了那些大多数人认为不完美的人，使他们成为祂的儿女。我应该愿意收养那些因为不完美而经常被忽视的液氮中的冷冻孩子。”

菲利普和瑞秋完成了家庭背景调查，完成了健康检查。他们会见了胚胎学家以及病人和项目的协调员。他们选择了封闭式收养。（在NEDC的6000个捐赠的胚胎中，大约有一半的亲生父母喜欢封闭式收养。）然后，他们开始滚动浏览婴儿数据库。

“我们想用主看我们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瑞秋说。“耶稣收养那些完全无助的人。我们不关心遗传基因或家族历史。我们希望收养是最不受欢迎的人。”

你可以想象，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事实上，该数据库甚至没有按照“最有问题的胚胎”进行排序。（它也不显示性别，梅林格说这样的话会诱导人选择性别。）

最后，菲利普想出了这个办法：“最古老的胚胎应该最需要得到收养，因为没有人选择它们。”

果然，年代最久远的胚胎都被标记为可能有问题。因此，菲利普和瑞秋选择了那些等待时间最长的胚胎。

创建一个家庭

由于NEDC的工作人员了解胚胎是孩子，他们总是在考虑他们正在帮助促成的家庭。他们不要求收养父母必须是基督徒，但他们要求他们是一对结婚至少三年的异性恋夫妇。而且他们要求父母们能够同时收养胚胎的兄弟姐妹们。

瑞秋和菲利普的兄弟姐妹组里有五个胚胎。解冻后，其中两个没有很好地成长。(一两天后，他们完全停止了发育。）

约翰向瑞秋和菲利普展示了剩下的三个健康胚胎。他告诉他们：“它们看起来非常好。”他注意到怀上多胞胎的并发症，他建议他们移植两个。

“第三个会怎么样？”瑞秋问他。

“如果它继续成长，它可以回到冰柜里。”约翰说。“我们可以以后再试试那一个。”

瑞秋看了看菲利普。她看了看约翰。她看了看房间里的工作人员，萨拉（Sarah）。然后她回头看了看约翰，又看了看她丈夫。

“你刚刚给我看了一张我三个孩子的照片，”她对约翰说。“我不能告诉你要把一个放回冰柜。我们必须拥有他们全部。”

她开始哭了，然后菲利普也哭了。

“我理解她的想法，”约翰后来说。“所以我们把三个都移入了她的子宫。”

教会支持

四个星期后，超声波显示“上帝选择了其中两个存活”，瑞秋说。又过了7个月，这对双胞胎健康而快乐，按部就班地吃饭、睡觉和哭泣。

就像里奇韦夫妇的其他婴儿出生时一样，他们的教会大家庭带着饭菜和婴儿礼物前来，并主动提供孩童看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教会提供了祷告、经济帮助，以及在NEDC访问期间提供儿童保育和住房帮助。

“别人问我，‘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我就告诉他们，我有主的力量，有一个了不起的丈夫，还有一个教会大家庭，”瑞秋说。“我知道，如果我这对双胞胎让我挣扎，我有无数姊妹可以打电话求助，她们是我在基督里的姐妹，她们会放下手中的事情过来。”

“我们的牧师和带领团队中的其他弟兄们帮助我们根据圣经思考这其中涉及的各种不同问题，”菲利普说。“是上帝在30年前安排了这些孩子的诞生，是上帝在冷冻室里供应并保护他们，是上帝让他们在解冻过程中存活下来并被植入子宫。我们相信上帝，无论他为他们安排了什么，都是为了祂的荣耀和我们的益处。教会的使命是使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每个基督徒都要爱他们的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的胚胎收养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在快乐地顺服基督的过程中成长，这让我们每一步都赞美祂。”

这种同样的确信也支撑着约翰。“在我们客户转院之前，我们问病人是否愿意祷告，”他说。“因为在某个时候，你会不得不说，‘神啊，我顺服你的计划。我希望这件事能成功，但我顺服将要发生的任何事。”

约翰解释了为什么这很关键：“控制的感觉是如此具有诱惑。谁不希望有一个没有痛苦、失望和悲伤的生活？然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呼召。即便在这些困难时期，神也与我们同在。”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Welcoming the World's Oldest Babies.

Sarah Eekhoff Zylstra（沙拉·茨尔察）是福音联盟的资深作家，于西北大学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裁定：试管婴儿胚胎是婴儿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supreme-court-embryos-children

基督徒应当如何看待人工受孕胚胎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ivf-created-embryos

上个月，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裁定，根据该州法律，试管婴儿诊所制造和储存的冷冻胚胎可被视为婴儿。这一消息似乎是反堕胎事业无可争议的胜利，值得全美参与和支持反堕胎运动的基督徒为之欢呼。然而，阿拉巴马州和其他州的许多反堕胎立法者似乎并不只是热衷于承认胚胎为婴儿，他们更关心的是这可能会对试管婴儿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

例如，据《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共和党参议员拉里·斯塔茨（Larry Stutts）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他承认试管婴儿存在“道德难题”，但他说，与使用了或冷冻了的受精卵相比，被丢弃的受精卵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当然，我们可以立法限制受孕时植入的受精卵数量，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斯塔茨说。“我不是出于道德考量，而仅仅是出于医学实践的考量。”

反堕胎立法者用医学理由为试管婴儿的某些做法辩护，而主张堕胎的活动家也用同样理由来保护某些堕胎程序，这似乎会让人觉得有些奇怪。但是，对生殖技术的接受程度比公众应对试管婴儿带来的深刻道德和伦理困境的能力发展得更快，这种脱节在对冷冻胚胎地位的反思中尤为明显。

在考虑试管婴儿这一复杂而又具有某种感情色彩的话题时，重要的是要承认那些求助于这一技术以希望拥有一个孩子的家庭的确经历了深深的痛苦和渴望。在不孕不育中挣扎是一种令人痛心和孤立无援的经历，如果他们是基督徒，通常是在经过反复讨论和祷告之后才决定采用试管婴儿技术。在我们考虑试管婴儿的神学和伦理问题时，基督徒必须以一颗怜悯心来对待这个问题。这种怜悯心并不会削弱我们对伦理问题进行认真思考的必要性，反而会丰富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回应，使其立足于人类苦难的现实和对未来的盼望。

了解人工受孕胚胎的本质

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具有科学或生物学特征，而且具有深刻神学意义：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或其他人工生殖技术）制造的胚胎本质是什么？反堕胎的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生命？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仅是学术性的，它们对我们如何看待生命、人类尊严以及我们作为基督跟随者的责任有着重大影响。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基本术语。我所说的“反堕胎”（Pro-Life，或译“支持生命”）是指相信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都应受到法律保护这一伦理框架的群体。作为基督徒，我属于这个群体，这也是我希望说服的群体。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通过试管婴儿技术制造的冷冻胚胎的本质。以下是我建议反堕胎的基督徒应当接受的这一生命本质：体外受精产生的冷冻胚胎是神按照祂的形象创造的人类生命，胚胎处于这一人类生命发展的最初阶段，位于妇女的子宫之外，我们应当给予胚胎所有其他人类拥有的道德考量和法律保护。

我将尝试为这个句子中的每一个要素提供理由：

试管婴儿胚胎是……

1、人类生命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一定义中最显而易见的信念也是最常受到质疑的信念。例如，《世界》（WORLD）杂志最近采访了阿拉巴马州的一位辅助生殖医生布雷特·达文波特（Brett Davenport）。达文波特说他在堕胎问题上是“支持生命”的，但他“个人不认为胚胎生长到第七天时生命已经开始，当胚胎在女性子宫外时更不该认为这是生命。”

许多美国人——包括自认为反堕胎的基督徒——都会同意达文波特的观点。但最有可能持不同意见的是生物学家。

人类生命何时开始的问题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疑问，这两个疑问都和某个特定类型的“存在”（being）有关：第一，一个特定的存在何时成为“人”？以及第二，这个存在在何时可以称之为“生命”？答案是简单明了的：当人类精子与人类卵子结合，并在死亡前创造出一个能够生长、进行功能活动和不断变化的独特人类时，人类生命就开始了。这就是所谓的“受精观点”（"fertilization view"）。受精也被称为受孕，因此准确地说人类生命始于受孕。

在生物学领域，这一观点不会有什么争议。2021 年发表在《法律与医学问题》（Issues in Law & Medicine）上的一份报告指出，当问及全球 1,058 个学术机构的生物学家人类生命何时开始时，96% 的生物学家（5,577 人中有 5,337 人）肯定了“生命始于受孕”这一观点。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达文波特的观点和那些同意他关于生命何时开始的观点的人都是极少数。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在 “两项探讨专家对此问题看法的研究中，‘生命始于受孕’这一观点是公共卫生和试管婴儿专业人士最普遍持有的观点。”

“生命始于受孕”，这不仅是常识，也是关于人类生命何时开始的主要科学和实证观点。

2、按照神的形象被造

在《创世记》1:27，圣经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由于这段经文没有定义什么是“神的形象”，历史上神学家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就本文目的而言，我们并不一定需要就这个词的含义达成一致，而只需要就它的应用方式达成一致。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就它是否适用于所有人达成一致。

我们已经确定，体外受精产生的胚胎是活生生的人。如果我们声称他们不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那么我们就找到确定将他们排除在外的依据。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还必须对其他人类群体适用同样的排除标准。大多数反对堕胎的现代基督徒都不愿意走上这条危险的道路。

3、在生命发展的最初阶段

从生物学意义上讲，人类生命发展描述了人的一生中按时间顺序发生的过程。这些过程从人类诞生（受精）开始，一直持续到死亡。如果不受阻碍，发育阶段通常会经历产前（prenatal，出生前阶段）、婴儿（新生儿和 1 岁以下）、幼儿期（1 至 5 岁）、儿童期（3 至 11 岁）、青春期（12 至 18 岁）和成年期（18 岁及以上）这几大类。

所有胚胎（embryos）都处于产前阶段。胚胎阶段从受精开始一直延续到妊娠第八周结束，此时胚胎的发育状态转入胎儿（fetal）阶段。这原本被称为胚胎的，现在被称为胎儿（fetus）。

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虽然人们一直大体上承认生命发育的各个阶段，但并不承认每个阶段都有前后一致的道德价值。直等到基督信仰及其影响扩大之后，人类尊严的概念才被应用于生命发展的更广泛阶段里。

例如，大多数异教文化并不认为所有成年人都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儿童的生命没有什么价值，父亲有权杀死自己的孩子。如果新生儿是畸形的，甚至不被视为人类。他们可以被杀死或被遗弃等死。这一异教文化现象在基督徒成为道德主流之后逐渐被替代了。例如，君士坦丁皇帝在公元 313 年皈依基督教后，实施了保护新生儿的法律，而瓦伦提尼安（Valentinian）则在公元 374 年宣布杀婴为非法。

遗憾的是，保护人类产前阶段生命的法律却落后了。但时至今日，在妊娠后期可以杀死胎儿（堕胎）的观点已逐渐失势，大多数美国成年人（56%）表示，在决定何时堕胎合法时，妇女怀孕时间的长短很重要。当然，反堕胎的基督徒相信生命在发育的各个阶段都具有神圣性。

4、位于妇女的子宫之外

“停止发育”是指胚胎的大多数生命机能暂时停止而没有死亡。对于人类胚胎来说，这种状态往往需要透过低温保存才能实现。这一过程可阻止胚胎继续经历人类发育的正常阶段，并允许处于这一生命阶段的人类生命在其正常居住地——母亲的子宫之外——继续存在而不致死亡。

在冷冻保存技术发明之前，胚胎是不可能在妇女子宫之外继续存在的。现在，如果胚胎是通过试管婴儿产生的，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否改变了胚胎的道德地位？完全不会。伦理学家克里斯托弗·托勒芬森（Christopher Tollefsen）说：“在涉及最基本的道德原则时，胚胎所处位置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没有任何区别。”人类胚胎是一个人，无论是在子宫内、在体外进行细胞分裂，还是暂时（或永久）在某个‘育婴室’中处于冷冻静止状态，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判决词很有说服力，但也有点讽刺。”

托勒芬森的观点应该很明确。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反对在怀孕初期堕胎的基督徒往往并不关心试管婴儿诊所中婴儿的死亡。也许，许多认同“反堕胎”的人更多的是出于对怀孕过程的情感依恋，而不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神圣性的认同。但更有可能的是，许多反堕胎基督徒只是没有充分考虑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到胚胎的位置并不会改变其道德地位。

5、应当给予胚胎所有其他人类拥有的道德考量和法律保护

根据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澄清的声明部分，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它们对试管婴儿冷冻胚胎的道德考量有何影响。

为了简化论证，我们只使用两个基于圣经的前提假设：（1）所有人类生命都属于神（罗 14:8；诗 100:3）；（2）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创 1:27）。基于这些预设，以下是所有基督徒（当然也包括所有支持生命/反堕胎的基督徒）应该能够达成共识的一些声明。

第一，有令人信服甚至是压倒性的经验证据表明，生命始于受孕。因为所有人类的生命都属于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有同样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生命并非始于受孕，然后才能得出结论认为某些独特的人类生命并不拥有神的形象，因此不需要道德考量或法律保护。

第二，既然体外受精产生的胚胎是活生生的人，我们就应该断定他们也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第三，圣经说所有生命都属于神，人类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圣经没有因为胚胎不同发育阶段而规定某个阶段例外。因此，除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上帝不关心所有人类——包括耶稣——都经历过的发育阶段中的生命状态，否则我们不应该认为胚胎阶段不值得道德考虑或法律保护。

第四，正如青少年或成年人的身体物理位置在哪里不会改变其道德地位一样，胚胎阶段人类的物理位置也不应成为其是否值得道德考量或法律保护的影响因素。

基于这四点主张，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体外受精产生的冷冻胚胎值得给予其他人类所有的道德考虑。基于其人类身份，他们还应该享有两项不容置疑的自然权利：继续生存的权利和不受阻碍地进入下一阶段生命发育的权利。

第一项自然权利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例如，一个人只要没有犯下应判处死刑的罪行（如蓄意谋杀），就有生命权。但这种情况不适用于胚胎。

第二项权利的例外情况很少，而且极具争议性。例如，大多数人认为孩子有从一个阶段进入另一个阶段的自然权利，如从童年进入青春期。如果医生能够完全抑制这种变化，比如通过青春期阻断剂，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一种极其不道德的行为——即使父母同意故意阻碍孩子的发育。同样，阻止胚胎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胎儿期、出生期、儿童期等）也应被视为极不道德的行为。

不幸的是，侵犯这些权利的往往是最关心或最应该关心这些人的福利的人——亲生父母和生育医生。然而，一些人无视这些自然权利的决定并不妨碍我们保护这些脆弱人类的道德责任。

法律保护并不像道德义务那样清晰明确。但我相信，我们支持生命的基督徒应该能够就一系列具体的主张达成一致：

第一，人类受保护的地位要么是绝对的，要么是我们可以重新定义的。

第二，如果这是绝对的，那么每一个人——无论生理年龄、性别、种族或能力——都有权获得给予其他每一个人的所有保护。

第三，如果可以重新定义，那么控制定义的人就不可避免地控制了其他人的生死——强者可以控制和奴役弱者。

第四，避免赋予强者这种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采用从受孕到自然死亡的人类生命保护标准。

如果我们同意这一论点——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是“支持生命”的，我们就应该同意——那么我们就应该将法律保护扩大到所有胚胎，无论是通过自然繁殖还是试管婴儿技术产生的胚胎。

新老问题

围绕体外受精产生的冷冻胚胎的讨论挑战了我们，使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的信仰和我们对人类生命理解的一些最基本的方面。这是一个老问题的新形式。

例如，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美国的许多新教基督徒要么对堕胎不持立场，要么在某些条件下接受合法堕胎。美南浸信会甚至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在某些条件下堕胎合法化，这些条件后来都被纳入“罗伊诉韦德案”的庭辩证据。只有当致力于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徒为未出生的婴儿辩护时，福音派才开始认识到堕胎的可怕。

今天，我们需要类似的努力来保护成千上万的试管婴儿冷冻胚胎，这些胚胎形成后却遭到遗弃或杀害。我们需要反堕胎基督徒以寻求智慧的心、追求真理的头脑和反映基督对全人类之爱的灵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我们还需要那些有勇气的人，来确认对圣经中关于珍视和保护生命（从受孕到自然死亡）这一使命的承诺，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敬畏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造物主。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Christians Should Think About IVF-Created Embryos.

Joe Carter（乔·卡特）是福音联盟的编辑，同时也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Arlington, Virginia）的麦克林圣经教会（McLean Bible Church）担任牧师。

特朗普提议强制实施试管婴儿政策，威胁生命与宗教自由

https://www.tgcchinese.org/article/trump-ivf-mandate

基督徒应该接受代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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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计划之中的孩子，还是意外怀上的孩子，圣经都告诉我们，孩子是主所赐的礼物。创造论教导我们要持守积极生育的立场（即支持生育），所以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肯定孩子本身的美善和价值。但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教会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关于如何生育的沉重话题。

代孕，是一种由第三方代为怀孕、生产的辅助生殖技术。通常，这是那些无法自然怀孕的个人或伴侣所采用的方式，包括不孕不育的男女、没有伴侣的人，或LGBT+群体。传统代孕的做法是使用代孕者本人的卵子，与目标父亲或精子捐献者的精子结合，通常通过宫腔内人工授精（IUI）完成，而不是体外受精（又称试管婴儿，IVF）。如今更常见的妊娠代孕则是通过体外受精，将目标母亲（或卵子捐献者）的卵子与目标父亲（或精子捐献者）的精子结合，再将胚胎植入代孕母亲体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代孕母亲与所怀胎儿在基因上没有任何关系。

对于敬虔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代孕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伦理议题。我认识一些忠心的基督徒，他们支持甚至参与了代孕。这并不是什么抽象的神学讨论，而是真真切切地影响着一个个按神形象所造的人。如果我们反对某些辅助生殖技术，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否定了一些人成为亲生父母的可能性。而这种否定，对于深受不孕不育或未得子嗣之苦的人来说，可能是一种极大的伤痛。讨论这个话题，需要以牧者般的关怀和审慎态度对待。

试管婴儿（IVF）与代孕

代孕和IVF这两种做法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往往会引起福音派信徒的类似反应。尽管IVF技术可以单独讨论，但代孕，尤其是目前最常见的妊娠代孕，却无法脱离IVF而单独讨论，因为它是整个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代孕还有一些道德层面的问题，IVF没有涵盖到，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和思考。

自 1996 年以来，美国已有超过一百万名婴儿通过辅助生殖技术（ART）出生。如今，有约 33%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他们自己用过这类生育技术，或认识使用过的人。目前，美国每 100 个新生儿中，就有大约 2 个是通过ART出生的。许多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根本不会将这视为道德议题，但基督徒应当认真思考试管婴儿和代孕背后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虽然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迫切的道德议题，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为大家下定论，而是想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和顾虑。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使用医疗科技是合宜的？从呼吸机到整形手术，这样的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它取决于许多重要的因素。但无论如何，有一些关键的顾虑，是基督徒在考虑是否参与代孕、或鼓励他人这样做之前，必须认真权衡的。

圣经的核心关切：创造、不育与生育

我们必须认真探究圣经对婚姻、性、生产、教养、人的生命、身体与尊严的整体教导。我们都认同圣经在这些议题上确有启示。因此，基督徒的任务不是拿着预设立场去寻找经文佐证，而是要仔细观察神对人类、婚姻制度和家庭的神圣旨意。

神设立婚姻，并不只是为了让人生育后代，但生育确实是性结合所承担的一个重要目的，是神所命定的祝福与命令（创 1:28）。然而，由于罪的缘故，女人生育的祝福也夹杂了咒诅：她生育时将多受苦楚（创 3:16）。

根据旧约学者约翰·沃尔顿（John Walton）的解释，“生育的痛苦”其实包括对能否怀孕的焦虑：“这种痛苦包括：她是否能够怀孕（在古代社会，这是一个关乎地位的大问题）；怀孕期间各种身体上的不适；担忧胎儿的健康；以及担心自己和胎儿是否能平安度过分娩过程。”

围绕怀孕的不安，也就是在不孕、丧偶或政治迫害的威胁下，为要延续上帝子民的血脉所付出的挣扎，是圣经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圣经中的许多女性（如撒拉、拉结、路得和以斯帖）都曾面临一个关键抉择：是在信靠耶和华的前提下延续“后裔”（也就是上帝的子民），还是试图用自己的办法走捷径。

《创世记》3:15 被称为“福音原型”（protoevangelium），在那里耶和华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应许最终在耶稣身上成就。他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他会战胜撒但，带来新生命。但我们从整部旧约中也清楚看见，神关心的从来不只是结果，祂也在意祂的应许是如何实现的。

子宫的禁果：撒莱与夏甲的故事

旧约中有两段关于不孕的记载，与代孕伦理问题密切相关（《创世记》16:2 中撒莱与夏甲的故事，以及 30:1-4 中拉结与辟拉的故事）。这两起事件都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而其中撒莱与夏甲的例子尤为值得深入探讨。

神曾应许亚伯兰与撒莱将会有后裔，但他们渐渐失去了耐心。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创 16:2）。就如同夏娃“摘下”并“给了”那禁果（创 3:6）一样，试图攫取神尚未赐下的恩典，“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创 16:3）。夏娃摘取的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撒莱则“摘取”了子宫的果子。神应许亚伯兰会有后嗣，但他们却采取了另一条办法，试图以自己的方式成就应许，因为“耶和华使撒莱不能生育”（16:2）。

作为奴隶，夏甲属于她的主人和主母，因此她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也被视为他们的财产。读者在这段叙述中往往对夏甲心生怜悯，因为我们知道，以实玛利是她的亲骨肉，而不是撒莱的。这样的安排本质上剥夺了夏甲生育的自主性与尊严。欧唐纳文（Oliver O’Donovan）对此解释道：“问题的核心（如同奴隶制本身）并不在于这种剥夺是出于自愿，而在于它根本不该发生。任何这样的制度，都必然践踏人的尊严。”

代孕还是承嗣？——娶寡嫂制度的探讨

旧约中另一个制度是娶寡嫂（Levirate marriage）。当男子死后，其兄弟娶他的遗孀为妻，“所生的长子必归在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申 25:6）。有人或许会主张，这位活着的兄弟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精子捐赠者”，因为所生的孩子是以死兄的名义被接纳为后裔的，因此这一制度似乎也为某种形式的生殖干预提供了先例。然而，这里的“继嗣”仅限于社会和法律层面，是为了继承产业与延续名份。这并非是在原先婚姻关系之内引入第三方的干预；原本的丈夫已死，寡妇是再婚于其夫之兄。《利未记》的律法更是明确禁止一人“露出兄弟之妻的下体”（利 18:16），表明这种关系在其兄尚在时是被严禁的。

总的来说，圣经的叙述促使我们思考，代孕是如何把代孕妈妈和孩子“工具化”的，他们沦为一种手段，满足那些“想做父母的人”的愿望。而在整本圣经的故事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第三方介入生育（比如代孕）还被神认可的例子。

属灵方面的考量：欲望的错位

1984 年，欧唐纳文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是“被生的”（begotten)，不是“被造的”(made)。尼西亚信经宣告圣子是永恒从父所生（begotten），而非被造（made）；然而，受造界万物，包括人类，都是神所造。欧唐纳文指出，神造人类，赋予我们能“生养”与自己相像的后代，但神自己则永远是那位创造者。然而，如今我们却把原本是“生”（begetting）的过程，交换成了“造”（making）的工程，用技术代替了恩赐。在永恒中，父神从自己的本性中生出（beget）圣子，而我们则是神在祂之外创造（make）的受造物。而今我们对代孕儿女的处理，也正是如此。我们不再在婚姻与生命的合一中生出儿女，而是“在外面制造”，置自己于神的地位。

不孕所带来的心理与情感痛苦，常常（虽然不总是）驱动人们使用生殖科技来解决问题。而正如欧唐纳文指出的，这种“必须有孩子”的想法，其背后是当代文化对“自由”的一种理解：自由就是“不受苦”。为此，我们转向雅克·艾吕尔（Jacques Ellul）所谓的“技术”（technique），来减轻痛苦——虽然技术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唯有在神所设定的良善秩序中，技术的使用才是合宜、正当的。

当第三方以个人身份介入时，生育的美善就被扭曲了。马修·阿博（Matthew Arbo）在《走过不孕之路》（Walking Through Infertility）中指出：“代孕的前提之一，是认为婚姻盟约只关乎属灵的合一，而不涉及肉体的参与；好像婚姻不能对身体提出要求。”但事实恰恰相反，婚姻当然关乎身体。在《公祷书》（Book of Common Prayer）的古老婚礼仪式中，新郎在为新娘戴上戒指时，曾庄严地说：“我以我的身体敬拜你”（With my body I thee worship）。

生育是性生活可能的结果，但不是性本身的焦点。性乃是夫妻之间的合一。换句话说，孩子或许是性行为的目的，但配偶始终是性行为的核心。这一点至关重要。孩子并不是我们意志的产物，而是上帝旨意的产物，藉着我们身体的合一而实现。若将孩子置于婚姻合一“之上”，乃至”之外“，我们就是把对儿女的渴望放错了位置，成为一种错乱的欲望。夫妻当然可以透过自然计划生育来实现神的旨意，也可以在不打算生育的情况下享受性生活。但试管婴儿（IVF）与代孕却以独特的方式，使孩子变成一个“项目”——不再是婚姻之爱自然的果子，而是脱离身体合一的产物，将生育与性割裂。

关系层面的忧虑：破碎的家庭

代孕所带来的问题，不只是伦理上的争议，也深刻影响孩子最初的关系归属。它常常使一个孩子从出生起就与生母、生父，或代孕母亲中的一方分离，破坏了他与亲密关系的自然连结。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那为何收养就没有同样的问题？毕竟，收养也会让孩子与亲生父母分离，许多被收养的孩子因此会失落哀伤。然而，收养是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中所做出的修复。孩子已经出生，却无法得到亲生父母的照顾。即便如此，收养父母仍需深思熟虑，是否真正为孩子的益处着想。只有在孩子确实需要父母的前提下，收养才是良善、美好的；若仅仅是因为大人想要孩子，那便是欲望错位。收养虽不完美，却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恩典的方式，为孩子带来更温暖的家庭环境。

在代孕的特殊情境中，某种形式可能例外，那就是“胚胎领养”（embryo adoption），又称“雪花宝宝”（Snowflake Babies）。在美国，仅冷冻胚胎的数量就介于 500 万到 1000 万之间。这些胚胎将一直处于冷冻状态，一旦其“父母”停止支付保存费用，它们便会被遗弃或遭到销毁。我们不能对此心存幻想。这是一个真实而严峻的道德危机。正如马修·李·安德森（Matthew Lee Anderson）所说：“这不是一个普通的问题，而是一场严重的道德危机。”他提醒我们，若胚胎领养的做法，继续维系那种视孩子为可制造、可储存之物，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这种做法保持警惕；但若我们能彻底拒绝这种思维方式，那么胚胎领养就有可能成为一个虽不完美，却带有救赎性质的方式，拯救一条生命，赋予他们一个家庭。目前，唯一获得全面许可、提供胚胎领养服务的机构是夜灯基督教收养机构（Nightlight Christian Adoptions）。

然而，除此之外的所有代孕形式，尤其是为了同性伴侣而进行的代孕，几乎都是有意让孩子出生在一个本就关系破裂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安排下，孩子往往一出生就被剥夺了在父母双亲关爱中成长的机会。即使是异性婚姻中的夫妇，若借代孕来孕育他们的亲生子女，研究显示孩子仍可能在成长过程中经历情感困扰和身份认同的挣扎。

代孕似乎使“谁是父母”这一根本问题变得随意，也让人产生疑问，到底是谁“造”了这个孩子？是医生？是代孕母亲？还是那对想要孩子的“父母”？在这样的安排中，父母身份的意义被模糊，人的最基本关系被简化为一纸法律合同。更严重的是，代孕颠覆了神学人论的基本原则，使人的尊严和家庭秩序屈从于现代社会对“美好生活”的定义。这种做法，不仅误解了生命的本质，也扭曲了人类最亲密关系的真实意义。

伦理上的忧虑：胎儿商品化

代孕的本质，是将代孕母亲与孩子商品化。在商业代孕的情形中，女人“出租”自己的子宫以换取报酬。这不仅剥削了同意代孕的母亲，更加深了对尚未出生、无法行使不同意权的婴儿的伤害，许多地区甚至连最基本的法律保障都尚未建立。

仅凭支付报酬和自愿意愿，并不能消除剥削的可能性。以“性工作也是工作”这句荒谬口号为例：它确实属于劳动形式，性工作者也确实获得报酬，性交易有时也带有一定自愿成分。但这种行为永远具有贬低人格和剥削性质，因为性交易本质上不存在体面的交易方式。神圣之物无法被出售，只能遭窃取。同理，商业代孕即便自愿且有偿，其剥削本质也不会改变。再多的金钱，也无法偿付这其中真正的代价。

即使在所谓“无偿代孕”或“利他型代孕”中，母亲是出于爱心“捐出子宫”来承载他人之子，婴儿仍被视为一种基于“供需关系”而生产的“产品”。马修·阿博（Matthew Arbo）指出：“问题在于，我们误以为只要动机纯粹、出于善意，就足以使这行为在道德上正当……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育’，而只是‘复制’。”

根据美国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的卡特·斯尼德（Carter Snead）与尤瓦尔·莱文（Yuval Levin）的研究，整个代孕与辅助生殖产业“危机四伏”：技术发展完全缺乏监管，对母亲与婴儿健康的长期研究近乎空白，许多未经证实的实验性操作已然成为日常程序。更令人警惕的是，性别筛选、基因检测与优选服务已被广泛商业化，人类的身体与器官被公然当作市场商品进行交易。

在硅谷，一个“新优生主义”浪潮正迅速崛起。仅 2022 年，投资辅助生殖科技的新创企业所筹得的资金就高达 8 亿美元。例如，兰花公司（Orchid）便提供胚胎的“基因风险评分”，针对糖尿病、癫痫、癌症、肥胖、神经发育障碍等进行筛查。在介绍自闭症与智力障碍筛查服务时，该公司宣称：“我们帮助父母识别胚胎中已知的神经发育疾病基因，从而作出更有信息支持的决定。”而另一家创业公司赫利奥斯佩克特基因组学（Heliospect Genomics），甚至宣称只需 5 万美元就可筛选出“高智商胚胎”。该公司资深人员乔纳森·阿诺马利（Jonathan Anomaly）公开倡导“自由优生主义”，声称：“如今在不考虑孩子可能具备哪些特质的情况下‘掷下基因骰子’来生育，已越来越站不住脚。”

这些企业所追求的远景，是对生殖过程的全面控制，让想当父母的人可以挑选基因“更优”的胚胎，将其余的淘汰。

未来的路

一些基督教伦理学家近期联合撰写了一份声明，名为《为家庭预备未来》（A Future for the Family），指出当今的科技已将“孩子的数据、关系与身体商品化”。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他们提出一项原则：应当支持女性自然地怀孕、妊娠、生产并养育儿女，而非试图绕过或截断女性生理机能，更不应将女性身体简化为可租赁的器官。

这种思路也与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所倡导的修复性生殖医疗（restorative reproductive medicine）理念相契合。这种医学方法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师主导，其重点在于纠正生育系统中的异常问题，而非压制、破坏或绕过正常的生育功能。

我们当然无法（也不应）全盘否定现代医学科技所取得的进展，但我们仍然必须重新思考：我们使用这些技术的方式与目的是否合宜？我们是在协助人体维持健康、尊重其自然秩序？还是试图绕开身体本身，以实现我们的欲望？这不只是个人生育的议题，更是当代社会、家庭结构，乃至教会未来的深刻挑战。

著名伦理学家斯坦利·霍华沃斯（Stanley Hauerwas）在比拜欧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的采访中曾沉痛地说：“如果一百年后，人们提到基督徒时，说他们是那群不杀孩子、不杀老人的人，那我们至少做对了一件事。”

但愿将来世人认出我们，不仅是因为我们不杀害孩子，更因为我们不买卖他们。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Should Christians Practice Surrogacy?

Noah Senthil（诺亚·森瑟尔）毕业于惠顿大学，现在在拜奥拉大学（BIOLA University）担任客座教授，也是福音联盟的助理编辑。

当科技染指生命终极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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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福音联盟对各类文艺作品展开的神学讨论，旨在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当代文化脉络，这并不代表我们认可或推荐这些作品。在您决定观看任何影视内容前，建议先参阅《我可以看这部片子吗？》一文，并查看影片的内容指南。

生命的开始与终结，是世间最神圣的时刻。那是神秘的奇迹，是神独有的领域。灵魂从虚无中诞生，开始书写存在的故事；当死亡降临，肉身的旅程走到终点，灵魂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

生命的起源与终结如此神圣、如此深邃，让有限的人类总是忍不住想要掌控它们。这或许是我们内心最古老、也最强烈的诱惑：僭越造物主的权柄，企图“扮演神”。

难以满足的掌控欲

高科技时代放大了人类那种想要像神一样掌控全局的冲动（尤其是那些让我们觉得危险、有害或不便的不可控情况）。

这种冲动本身并不全是坏事。我们无法控制恶劣天气，但可以通过坚固的房屋、保温材料、室内暖通空调和适季服装等创新方式来减轻它的影响。同样，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掌控侵袭身体的无数病毒和疾病，却可以借助现代医学的奇迹来减轻痛苦、挽救生命。使用技术工具来“治理这地”，本是一种蒙神喜悦的实践，是我们对文化使命（创 1:28）的回应。

不过，正如威廉·埃德加（William Edgar）所指出的，“治理”（kabash）的本意不是暴力征服，而是温和引导。当我们以温和的方式介入世界的混乱，带来秩序时，我们就在活出蒙召的使命；但如果我们用粗暴、轻率或不必要的方式干预，特别是采用那些可能损人利己的做法时，我们就失败了。

现代科技调教我们，让我们不再温和地引导，而是转向粗暴、便利至上的掌控。从智能手机、用APP应对一切的文化，到亚马逊的次日送达，再到谷歌搜索和人工智能的即时应答，我们渐渐养成一种即时满足的心态：不管是什么，只要想得到，就能立即得到。这些物品、服务分开去看，或许都没什么问题，但它们累积起来的效果是，让我们开始认为一切都可以优化、一切都应该高效，生活中所有的不便、不适和不可控因素，都该彻底清除。

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扮演神

这种对掌控的期待，让我们运用科技手段，在生命的起点和终点“扮演神”。我们开始相信，新生命可以在实验室按需创造，也可以通过堕胎按需终止；我们开始认为，死亡的境况能通过安乐死来规划设计，逝去的亲人能借助AI通灵或其他数字复活技术“重返人间”，甚至死亡本身也能通过足够的数据监测、营养补充和算法优化来战胜。但这再愚昧不过了。

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在《世界的不可控性》（ The Uncontrollability of the World）这本小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驱动方向，是“让世界在一切可能的层面变得可计算、可管理、可预测、可控制”。

以生命起源为例，罗萨指出，尽管“新生命的诞生依然存在着明显不可控的特质”，但现代生殖技术（包括试管婴儿和代孕）已让“孩子变得更‘可获取’”，也更“可设计”（例如通过胚胎筛查等技术“让我们在出生前就能确认孩子是否符合预期”）。但他提出一个明智的问题：“当生育选择权完全掌握在自己与医生手中时，我们与生命本身的关系，难道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吗？”

至于死亡，罗萨指出，它“从根本上、本质上、与存在意义上，都超出我们的掌控”，死亡的时间、方式和内容都不受我们支配，这都令我们感到恐惧与无力。于是很自然的，我们竭尽所能抵抗这不可控性。罗萨观察到，自杀与协助死亡的现象，其实反映出一种现代心态，“拒绝承认有任何事物超出人的掌控范围，只要技术上可行，我们就该能控制一切。”这些实践将死亡变成了“一项待完成的任务”。

在《星期二》和《杀手》中“征服死亡”

我最近在观看两部新片《星期二》（Tuesday）和《杀手》（Hit Man）时，这些思考再度浮现。两部作品都以令人不安的生动笔触，展现了人类因恐惧死亡而渴望掌控它的执念。

由达伊娜·O. 普西奇（Daina O. Pusić）执导的《星期二》，是一则现代童话故事，讲述一位母亲（朱莉娅·路易斯-德雷弗斯，Julia Louis-Dreyfus 饰）与她身患绝症的女儿（洛拉·佩蒂克鲁，Lola Petticrew 饰）的故事。电影中，“死亡”以一只会说话的鸟出现（是的，这很奇怪），它会按约定的时间拜访临终者，并用翅膀轻轻一挥结束他们的生命。

《星期二》深刻批评了现代人对死亡不可控性的恐惧，以及不择手段克服它的徒劳执念。然而在结尾，电影把死亡描绘成缓解痛苦的仁慈终结，让人觉得它没有什么好怕的，就反而强化了这种态度。由阿林泽·凯尼（Arinzé Kene ）配音的死亡化身（一只古怪鹦鹉）并不是敌人，而是随嘻哈音乐与你共舞、在临终前陪你迷醉的朋友。一个重伤的男子对死亡说：“你在做神的工作，谢谢你。”这些画面将安乐死塑造成以“慈悲”之名扮演神、加速死亡的善意行为，实际上为安乐死做了宣传。

安乐死是掌控死亡的一种方式，人通过按自己的条件安排死亡来缓解恐惧。另一种不太被社会接受的方式，是通过杀人来消除生活中令人不便的人。新上映的Netflix喜剧《杀手》，由理查德·林克莱特（Richard Linklater）执导，格伦·鲍威尔（Glen Powell）主演，用幽默却令人惊心的方式展示了人们雇佣杀手来消除生活中困扰的诱惑。

起初，《杀手》似乎在道德上明确谴责这种行为。鲍威尔饰演的加里·约翰逊（Gary Johnson）是一名心理学教授，同时兼职在警方布置的卧底行动中担任“雇佣杀手”，录下雇佣杀人案的供词。[前方剧透] 但当加里爱上了麦迪逊（阿德里娅·阿尔霍纳，Adria Arjona 饰），她试图付钱让他杀掉虐待她的丈夫时，他从假杀手蜕变为真杀手。电影结尾令人不安的画面显示，加里与麦迪逊这对已婚夫妻，带着有两个孩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而这份田园诗般的快乐，是清除了两名阻碍者之后获得的。为逃避牢狱之灾，让自己享受无比幸福，他们不得不扮演神，结束他人的生命。

林克莱特未必赞同这种行径。他似乎更想探讨身份可塑性带来的风险（或自由）。但我从结局中看到的，是人类为逃避痛苦、追求享乐而不惜暴力干预生死的典型例证。用盖瑞在片尾对学生的话来说，加里与麦迪逊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世人“争取理想身份”过程中极端、违法的版本。

影片最后一幕是加里与麦迪逊、两只狗、两个孩子，在美丽的种植园风格别墅餐桌前吃馅饼。加里说：“人生短暂，你得按自己的方式活。” 我们不禁想起他们幸福之路上的两具尸体，还有那些在追求理想身份过程中，沦为牺牲品的无辜生命——被堕掉的胎儿，被遗弃的冷冻胚胎——它们同样是我们为掌控生命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按自己的方式活”

在这个崇尚掌控的时代里，加里那句“人生短暂，你得按自己的方式活”，完美道出了我们的时代信条。从某种角度看，这信条与伊甸园的故事一样古老。亚当和夏娃吃下禁果，不正是因为他们想“按自己的方式活”，而不是照着神的旨意吗？

科技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容易有这种“按我的意愿来”的态度。鼓吹万物皆可优化的技术，助长了我们能够掌控世界的幻觉，诱惑我们去清除一切威胁与不便。无论是生命、死亡、我们自身的性别，当自然规律与我们享乐的冲动相悖时，新技术怂恿我们粗暴地改造它们。

然而，世界的不可控中蕴藏着一种美（罗萨称之为“共鸣”）。求而不得的经历中蕴含着启示。有限的边界里沉淀着智慧。神终究是神，我们不是。

真正接受这些道理——不止在口头上，更在行动中——必将让我们付出代价，并显得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但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所在。

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How Tech Tempts Us to ‘Play God’ with Birth and Death

Brett McCracken（布雷特·麦克拉肯）是福音联盟高级编辑，著作包括Uncomfortable: The Awkward and Essential Challenge of Christian Community；Gray Matters: Navigating the Space Between Legalism and Liberty及Hipster Christianity: When Church and Cool Collide。布雷特和妻子琪拉居于加州圣安娜市，二人都是萨瑟兰教会（Southlands Church）的成员，布雷特在教会担任长老。

基督徒可以通过试管婴儿（IVF）技术生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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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试管婴儿技术（又称体外受精，IVF）和堕胎一样，其破坏性甚至超过不育本身所带来的痛苦。“我认为不育不会带来像大规模转向各种代孕形式和体外人工生殖技术所造成的那种伤害。这些做法已导致了约七十五万个‘冷冻婴儿’，他们的亲生父母并不想要他们，更不用说其他层面的破坏性后果了。不育确实令人痛苦，但它并不是罪。它不会毁灭生命，而神为不育者所预备的恩典是丰盛的。”[1]

因此，诸如试管婴儿、捐卵、捐精以及代孕（“租借子宫”）等程序都需要极其慎重地看待。它们已催生出一个“充满着未解伦理与医学难题的全球造婴产业”。其遗留问题包括堕胎手术，以及被弃置或等待领养的冷冻胚胎（“冷冻婴儿”）。然而，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造人这件事从根本上来说，是神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婴儿不能决定自己是否为人；父母不能决定他们的孩子是否为人；精子或卵子的捐赠者，或者代孕母亲也不能决定婴儿是否为人；即便是把这些要素拼组在一起的医生，也无法决定婴儿是否为人。那么究竟是谁决定的呢？是神。”（伯 10:11–12，伯 10:31:13–15；诗 71:6，诗 71:139:13–14；传 11:5；耶 1:5）神掌管十字架的主权，也是掌管每一个新生命诞生的主权，即使是通过非自然的方式亦然。“如果神能借着希律、彼拉多、残暴的罗马士兵，以及不信的犹太人，一同成就历史上最伟大的赐予生命事件——耶稣的受死与复活——那么祂也完全能在有罪之人的参与下造出一个人类婴孩。”无论用什么方式，唯有神创造人的生命。“而且，神常常用愚拙，甚至邪恶之事，成就祂的美善。”[2]

鉴于大量胚胎被弃置的悲剧，胚胎领养是敬畏生命的基督徒可以认真考虑的选项之一。[3] 但这是一项极其严肃的决定。如今美国约有“七十五万个冷冻胚胎”，他们中的大多数终将遭到弃置，正是由于许多草率的夫妇因不明智、甚至带有罪性的愿望与行为，滥用试管婴儿技术所造成的“悲剧性后果”。因此，我们必须：（1）直面造成胚胎弃置的上游原因，并且（2）通过领养方式，减轻这一悲剧在下游所带来的影响。[4]

致一位通过试管婴儿方式出生的年轻女性，她永远不会见到自己的亲生父亲，因为这个男人从未打算在她的人生中出现——对此，我想说，的确有许多孩子的出生方式都远非理想。有些是通过生殖技术由根本不愿承担后果的捐赠者所生；还有许多是因强暴、随意的性行为，或那些根本无意或不愿怀孕的伴侣而“意外”出生的。孩子交由人领养，有各种好坏不同的原因，而许多孩子终其一生也不会见到自己的亲生父母。

无论你有怎样的出生故事，我们都是在罪中受孕，由罪人所生（诗 51:5）。这是我们共同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然而，因着恩典，“神乐意收养我们，使我们成为祂的儿女，并与祂永恒的儿子耶稣基督同为后嗣。”祂收养的恩典向所有人敞开（罗 8:16–17；弗 1:4–7）。“关于你，有一个坚如磐石、永不动摇、永远确实、永远可靠的事实，那就是：尽管你会因亲生父母将你当作商品对待的想法和现实而感到悲伤——而这种悲伤是真的——但比起那样的悲伤，神渴望你成为祂的女儿，甚至以祂儿子的生命为代价买赎了你，这一事实更加珍贵万倍，重要万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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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编自发表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165 问：Do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Oppose God’s Design?

[2] 改编自发表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450 问：Are IVF Babies Knit Together by God Too?

[3] 改编自发表于 2020 年 3 月 23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450 问：Are IVF Babies Knit Together by God Too?

[4] 改编自发表于 2022 年 4 月 11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768 问：Should Pro-Lifers Embrace Embryo Adoption?

[5] 改编自发表于 2018 年 2 月 28 日的“派博牧师答疑”第 1165 问：Do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Oppose God’s Design?

原文刊载于《派博牧师答疑》（Ask Pastor John）一书英文版 193-195 页：“Should Christians conceive via IVF?”

John Piper（约翰·派博）是“渴慕神”网站（DesiringGod.org）的创始人及导师，伯利恒学院和神学院（Bethlehem College & Seminary）校长。他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伯利恒浸信会（Bethlehem Baptist Church）担任牧师三十三年，著有五十多部书籍，包括《渴慕神 : 论禁食祷告》、《十点十分的盛宴》、《思想的境界：让头脑被灵性的激情点燃》等。

Tony Reinke（托尼·瑞科）是渴慕神的资深撰稿人，著作有《手机改变你的12种方式》（暂译，2017年出版），《约翰·牛顿论基督徒生活》（暂译，2015年出版）和《点燃！基督徒读书指南》（暂译，2011年出版）的作者。他是“Ask Pastor John”播客的主持，与妻子和三个孩子住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都会区。

聖經中最短卻最有力的禱告，90%的基督徒都小瞧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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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 4:15）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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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does it mean to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Ephesians 4:15)?

Christians often talk about the need to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a command found in Ephesians 4:15. Many times what they mean is the need to share difficult truths in a gentle, kind, inoffensive manner. From a practical standpoint, we know that difficult things are best heard when our defenses are not up. In a loving, non-threatening environment, hard truths are more readily received. So it is biblical to share hard truths with others “in love,” in the manner that the phrase is commonly used. Looking at the context of Ephesians 4:15, however, gives us deeper insight on what it means to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In the verses prior to the command to speak the truth in love, Paul writes about unity in the body of Christ. He urges the Ephesians, and all Christians by extension, to “live a life worthy of the calling you have received” (Ephesians 4:1). He describes this life as one in which we are humble, gentl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and making efforts toward unity. Paul reminds his readers that we all serve the same Lord and are part of the same body. He talks about Christ giving apostles, prophets, evangelists, pastors, and teachers “to equip his people for works of service, so that the body of Christ may be built up until we all reach unity in the faith and in the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and become mature, attaining to the whole measur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Ephesians 4:12–13). Having reached maturity, we will not be spiritual infants, easily deceived, and tossed to and fro “by the cunning and craftiness of people in their deceitful scheming” (Ephesians 4:14).

In this context—of church unity and spiritual maturity—Paul writes,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we will grow to become in every respect the mature body of him who is the head, that is, Christ” (Ephesians 4:15). Rather than be spiritually immature and easily deceived, we are to speak the truth to one another, with love, so that we can all grow in maturity. We are to train one another in truth—the foundational gospel truths, truths about who God is and what He has called us to do, hard truths of correction, etc.—and our motivation to do so is love.

The “love” referred to in this verse is agape love, a self-sacrificial love that work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loved one. We speak truth in order to build up. Several verses later Paul writes, “Do not let any unwholesome talk come out of your mouths, but only what is helpful for building others up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hat it may benefit those who listen” (Ephesians 4:29). Our words should be beneficial to the hearers of those words. We should speak truth in love.

Paul also counsels “to put off your old self, which is being corrupted by its deceitful desires; to be made new in the attitude of you minds; and to put on the new self, created to be like God in true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Therefore each of you must put off falsehood and speak truthfully to your neighbor, for we are all members of one body” (Ephesians 4:22–25). As members of the same body, we should not deceive one another. We cannot defraud each other through lies. Nor should we attempt to hide things about ourselves out of shame or in an effort to manage our images. Rather, as those who are part of the same body intended for the same purpose and united by the same love, we sh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honesty. Those who love must speak the truth: “Love . . . rejoices with the truth” (1 Corinthians 13:6). Dishonesty is unloving and abusive.

Speaking the truth in love is not as much about having a gentle demeanor as it is about the way truth and love go hand-in-hand. Because we love one another, we must speak the truth. Because we know the truth, we must be people characterized by love (John 13:34–35; 15:1–17). Jesus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John 1:14). As His followers who are being conformed to His image (Romans 8:29), we should also be characterized by grace and truth.

Importantly, we are also called to love those who do not know Christ. The best way we can show love is to share with them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Apart from Christ, people are dead in their sins and destined for an eternity in hell (John 3:16–18; Romans 6:23). But in Christ they can receive new life and eternal salvation (Romans 10:9–15; 2 Corinthians 5:17). This is a message we must share. Peter wrote, “In your hearts revere Christ as Lord. Always be prepared to give an answer to everyone who asks you to give the reason for the hope that you have. But do this with gentleness and respect” (1 Peter 3:15). We share the gospel because we love the people for whom Christ died. We speak God’s truth because of His love and in a way that clearly and unapologetically communicates both truth and love (1 John 4:10–12).

(Google translate)

“用爱心说诚实话”（以弗所书 4:15）是什么意思？

基督徒常谈到要“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以弗所书 4:15 中的一条教导。人们往往将其理解为：在陈述令人难以接受的真相时，应采取温和、友善且不冒犯对方的方式。从实际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当人没有戒备心理时，最容易听进那些难听的话。在一个充满爱意、不具威胁性的环境中，刺耳的真相也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按照这一惯常理解，在“爱心”中向他人传达逆耳的真理，是符合圣经原则的。然而，若考察以弗所书 4:15 的上下文，我们便能更深刻地理解“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真正含义。

在提出“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一教导之前的经文中，保罗论述了基督身体（教会）的合一。他劝勉以弗所信徒——进而也劝勉所有基督徒——要“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 4:1）。他描述这种生活方式为：存心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并竭力追求合一。保罗提醒读者，我们都事奉同一位主，同属一个身体。他谈到基督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弗所书 4:12–13）。一旦达到成熟，我们就不会再像属灵婴孩那样容易受骗，也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以弗所书 4:14）。

在教会合一与灵性成熟的背景下，保罗写道：“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就能在各方面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以弗所书 4:15）。我们不应灵性幼稚、轻易受骗，而应怀着爱心彼此说诚实话，使大家都能在灵性上成熟。我们要用真理——包括福音的基本真理、关于神是谁以及祂呼召我们做什么的真理、以及那些需要纠正人的严厉真理等——来彼此教导；而我们这样做的动力正是爱。

这节经文中所说的“爱”是指 *agape*（圣爱），即一种为了所爱之人的益处而愿意自我牺牲的爱。我们说诚实话是为了造就他人。几节经文之后，保罗写道：“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事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以弗所书 4:29）。我们的言语应当使听者受益。我们应当在爱中说诚实话。

保罗还劝勉我们要“脱去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在心志上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各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以弗所书 4:22–25）。作为同一身体的肢体，我们不应彼此欺骗。我们不能用谎言互相欺诈，也不应因羞愧或为了维护形象而试图隐瞒关于自己的事。相反，作为同一身体的一部分，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并由同样的爱联结在一起，因此诚实应当成为我们的特质。爱的人必须说诚实话：“爱……与真理同乐”（哥林多前书 13:6）。不诚实既缺乏爱心，又具有伤害性。

“用爱心说诚实话”不仅仅关乎态度温和，更在于真理与爱心如何相辅相成。正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所以必须说诚实话；正因为我们认识真理，所以必须活出充满爱的生命（约翰福音 13:34–35；15:1–17）。耶稣“从父而来，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 1:14）。作为效法祂形象的跟随者（罗马书 8:29），我们也当活出恩典与真理的特质。

重要的是，我们也蒙召去爱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我们表达爱心的最佳方式，就是与他们分享福音的真理。若不在基督里，人便死在罪中，注定要承受永恒的地狱刑罚（约翰福音 3:16–18；罗马书 6:23）。但在基督里，人却能得着新生命与永恒的救恩（罗马书 10:9–15；哥林多后书 5:17）。这是我们必须传扬的信息。彼得写道：“只要心里尊基督为圣，以祂为主。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得前书 3:15）。我们传扬福音，是因为我们爱那些基督为之舍命的人。我们传讲神的真理，是出于祂的爱，并以一种既清晰又毫不含糊的方式，同时传达真理与爱心（约翰一书 4: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