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1900年的北京。义和团事起。慈禧太后及端正载漪唆使其攻打各国使馆，并召甘督董福祥助攻。太常寺卿袁昶（浙江桐庐人）接连两次上疏，力主不要攻打使馆，以免挑起外衅。在御前会上，袁昶又力言“拳术不可恃，外衅不可开”，“杀公使，悖公法”，局面将不可收拾。他侃侃陈言，声震殿宇，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皆附议。慈禧太后不悦而退。不久，八国联军攻下天津炮台，又向北京进犯，他与许景澄又拜伏于宫殿下上疏，泣请速斩祸首，以挽大局。载漪大怒，逮捕了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等人。七月四日，袁昶、许景澄被处死于菜市口。
形势的发展后来果如袁昶等所言。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开始进攻北京；七月二十二日，慈禧、光绪西遁长安。当年十二月，八国联军退出北京，朝廷下诏复袁昶原官。宣统元年（1909），又追谥袁昶为“忠节公”，并于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礼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
百余年后，2002年的宁夏。12月21日，一位名叫“以巴弗”的圣徒在宁夏银川监狱大墙外一间陋室中，安然去世。
这位中国的以巴弗便是“忠臣袁昶”（王明道语）的外孙。
恩典与呼召
袁昶遇难后，其家人匆匆自北京南下，在上海附近的松江定居下来。是时，几位美国卫理公会的女宣教士已在松江，以办学的方式传主的福音。袁昶的女儿袁季兰（1889-1967）12岁时，便进了这所小型女校（慕卫女校的前身）读书。神的救恩也从此临到了袁昶的后裔。
据悉，袁昶被杀前，曾几次暗中通知京中外国侨民（主要是宣教士）提前撤离，使其减少了许多伤亡、损失。许多宣教士十分感激袁昶，也知道这个少女袁季兰就是袁昶的女儿。宣教士们在这些女生身上花了极大的精力，一方面教她们明白圣经真理、认识真神、信靠救主，一方面也培养她们，使其具有良好的品德和知识。青少年时期的季兰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了耶稣基督为自己的主和救主。
季兰19岁时，嫁至浙江东阳的吴家，育六个儿女（三个夭折的除外）。1926年4月，小儿子吴维僔出生时，季兰也给他另取一圣经人物的名字“以巴弗”。
维僔从小在教会环境中长大，自然明白圣经的许多真理，熟悉圣经故事，会唱许多圣诗。老师在课堂上问：“谁是信耶稣的？”小维僔高举右手答道：“我是信耶稣的！”但幼时并没有重生。进入五年级后，小维僔开始反叛，对神有疑问，乃在心中积了数百个问题。时值抗战时期，小维僔随家人流亡，初尝人生之苦，便埋怨神：“为什么要造人？造了又允许人犯罪，还要惩罚我们！”后来母亲给他买了一本刚出版的《荒漠甘泉》，让他每天早晨读一段圣经，并一篇“甘泉”。
1941年5月的一日，圣灵借着《荒漠甘泉》开启了他的心，他不再骄傲，跪在床前祷告：“神啊，饶恕我的骄傲和愚昧，我错了。这几百个问题我再也不问了，都交在你手中；不是我不要明白，而是要看你要我何时能明白什么，你就一步一步光照我，使我明白。现在我先信靠你，你不会有错，你的话─—圣经不会有错。神啊，从今以后，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孩子，我接受耶稣作我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主用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吴维僔从此在主里重生。
维僔重生后，神在各方面修炼他。他初三毕业要进高中时，神让他学习了不撒谎的功课；学习坚持圣经真理的功课。这些操练为他后来一生的服事打下了基础。
1945年1月，维僔在浙西山区读高中。放寒假时，他在学校后边的小山上读书、灵修、默想。他想到主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救自己的缘故，“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7-8）。他想到自己从小学五六年级时，便喜爱自然科学，自己已决意进大学读理工科，将来作工程师或科学家。而那天，他问自己：“主已为我降卑，我为主降了什么？主为我流血舍命，我为主舍了什么？”他再次默想主在十字架上的大爱，心被恩感，便俯伏跪下，对主说：“主啊，我把自己献给你，我不再想作什么工程师或科学家了，大学不考也行，你要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你若要我作原来我最不想作的传道人，我也情愿了。”祷告完毕后，他深知主已悦纳他。
高中毕业考之前，维僔决定，既然已经奉献给主，便不打算再考大学了。那时，他爱主的心越来越热切，晚上的祷告也越来越长，似乎主就在旁边，亲密极了，心中有说不尽的话向主倾吐。最初他祷告到晚10点，后来祷告至半夜甚至后半夜，鸡叫以后才躺下睡一会儿，但精神很好、不疲倦，白天仍照常上课或复习。再后来他就通宵祷告，直到天亮（6月天亮得早）。同学们还都在沉睡，他却脑子非常清醒，便悄悄起来，拿了小圣经到窗口下，坐在凳上，打开圣经，主便用经文向他说话：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38）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
他清楚知道主在呼召他舍弃自己，一生一世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否则，就不配作主的门徒。这是主对他一生的呼召。他对主说：“主啊，我愿意。”
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作了更冷静的思考：假如主要我去边疆传道呢？假如主让我传道，而没有人肯听，没有人理睬呢？假如穷到吃不到饭，穿不上衣呢？假如主让我被多人看不起，或遭误会，或受冤枉，或被毁谤呢？假如主让我生重病、长期痛苦、或是死亡呢？……凡他所能设想到，有可能遇到的，他都一一认真考虑，掂掂分量，然后重新向主说：“主啊，我愿意付上这一切代价，跟主跟到底。”
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按主的话去执行，必会遭多人反对，必有一场属灵争战。果然，没有几天，全校几乎都轰动起来：“吴维僔发神经病啦！”“吴维僔信耶稣信迷啦！考试也不考，饭也不吃啦！”甚至有人说：“他失恋啦！”他的许多同学和老师劝他好好考大学，而他反而向他们传福音，劝他们信耶稣。
总务主任很爱他，就格外苦口婆心地劝他。因劝不动他，总务主任就急了：“你过去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现在，你是一个废物！你还劝我信耶稣？我就是下了地狱，也不要信耶稣！”他当时没有话可以回答这位爱他的老师。但感谢主，五年以后，维僔在上海又遇见了这位老师，主自己拯救了他。
平信徒的岗位
1946年秋至1949年初，维僔在“中华神学院”学习。1949年初，他开始在上海守真堂作实习传道。
那是一个动荡、剧变的时代。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一举渡江，上海5月份解放。解放后的上海，外边热闹极了，经常有各种游行，人们扭秧歌，打腰鼓，喊口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声，一阵阵从游行的队伍中传进矗立在街旁的教堂里……
空空的教堂中，维僔独自一人，俯伏在神的面前祈祷。上海的各家各户，都已做了准备，买足粮食、咸鱼，以度过两个时代交接的时期。守真堂也因此有两个礼拜暂停聚会。维僔则正好用这段时间，潜心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他说：“主啊，求你保守我，至死也要作个传道人，决不离开传道的岗位，决不改行干别的。”然而，主给他的回答正好相反。主当时并不差遣他作传道人，而是要他作一份别的工作，等候主。他听到主对他的回答是：等待，到我需要时，我会把工作托付给你的，派你作的。
维僔清楚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中，主要他作一名平信徒（即普通基督徒，而不是传道人）。他说：主不是叫我去贪恋世界，而是给我换了一个战斗岗位。祂要我在一个普通教师的岗位上，讨主的喜悦，为主作见证。
1949年10月起至1957年，维僔在上海作了8年中学教师。这8年中，维僔恪守神给他的“战斗规则”：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他也牢记自己的两种身分。一个是教师的身分，一个是基督徒的身分。既是教师的身分，他便尽力作一个好教师。但他清楚，教师身分是暂时的，次要的，基督徒的身分则是永远的，首要的。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教师的身分就要服从基督徒的身分。
“社会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解放后，他为神打的第一仗就是，虹口区政府组织中小学教师学习马列主义“社会发展史”，学习完毕时，每一个人都要写总结报告，要写自己对“社会发展史”是怎么认识，怎么看待的。维僔经过祷告，在这一点上写了一句话：
通过这次“社会发展史”的学习，我认识到，这个“从猿到人”，一直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史，是一篇大谎话。
政治教师便组织大家“帮助”他。感谢主，因为维僔是在教会中学教书，同事们大多是基督徒，大家心中也赞成维僔的观点，所以无人发言。政治老师只好自己发言批判维僔，这反而给了维僔机会。政治老师说：“你们所信的神，是反对科学的！”维僔就回答说：“池老师啊，科学，科学规律是哪来的？是人定的吗？不是，没有人能制定科学规律，科学家也不能制定，只是发现和证实了一部分科学规律而已。真正的科学规律是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之前，就制定妥当的，天地万物也都是按照神定好的规律运行。既然科学规律是神早已定妥的，为什么神要反对自己所定的科学规律呢？”有的老师听了笑了，有的点了点头，有的什么表情也没有。维僔又说：“池老师啊，今天的问题，不是神反对科学；而是人们想利用科学来反对神。”
许多老师听着维僔的辩论，为他担心，维僔自己也只有把后果交托给主。可能是因为解放初期，学校后来也没有再追查。“平信徒”的第一仗，靠主的怜悯结束。
有争议的一件事
1949年6月起，维僔参加了南阳路教会（倪柝声弟兄的聚会处）的聚会。但不久，他痛心地发现，聚会处当时的立场是，教会要取得合法地位，就非得走三自道路；因此，50年代初开始，聚会处作出一系列决定：参加党领导的节日游行，邀请“三自”的领袖人物吴耀宗来聚会处讲道，并且要在教会内搞“控诉运动”。195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基督教徒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的文章，要求全国基督教团体“广泛地展开对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控诉”。聚会处决定响应这个“控诉”的号召。倪柝声自己亲自动员大家，说他强调一个“立场”问题，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可控诉的事就多了。在虬江路进一步动员的时候，全体肢体都参加了。当时维僔尚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压抑不住灵里的愤怒，反对在教会中搞“控诉”活动。然而，他的意见根本没有人理会。维僔只有自己痛哭、祷告。据他自己后来亲自写的见证说，在祷告中主对他说话：“既然倪弟兄要你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你就站到‘人民’的立场上去控诉去。”
1951年6月10日，上海南阳路的控诉会上，吴维僔发言，用故意夸大了的尖锐的词句来“控诉”，结果全场大乱，许多人大发“嘘”声，控诉会完全失控。一位高个子戴眼镜的家负责弟兄（南阳路教会是一个很大的教会，会众根据不同的地区分成十几个“家”，每“家”约100多人，由“家负责弟兄或姊妹”带领，后增至二十多“家”。“家”下又分成组。─—编者）发言，问主持人刘良模（三自代表）：我们传主的福音，到底可以不可以？政府许可不许可？结果整个控诉会无法继续。刘良模只好安抚大家，说一些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之类的话，然后散会。
两个月后，聚会处一位长老通知维僔“停止你擘饼”，因为大家认为维僔已经“放弃了信仰”。
直到1964年，维僔才有机会与南阳路聚会处的两位肢体恢复交通。当时维僔去北京为一位年轻人施洗，得知这位年轻人的父亲就是当年南阳路聚会处的家负责弟兄之一。这位老弟兄一直误以为维僔“放弃了信仰”，维僔写信给他说：“当年我的控诉，根本没有背弃主，放弃信仰；反而是照着主的吩咐，演了反面角色而已。”这位老弟兄非常高兴，又转告了另一位长老杜忠臣弟兄。他们十分为此喜悦。
这是维僔的见证中颇有争议的一件事。50年后，维僔自己回忆起来，仍感到自己是作了反面角色，拦阻了控诉会，心中颇为平安。
“配”的预备
1955年，维僔的三嫂给他介绍了一位在天津工作的姊妹。开始通信时，维僔清楚地问对方：你是否愿意在我所走的十字架的窄路上，作我的伴侣？对方同意后，他们才确定了婚姻关系。1957年夏天，吴维僔因为婚姻的关系，从上海调至天津工作。神把他带到了一个新的战场。
1957年的中国，革命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烈，校园中进行着无情的“反右”运动。维僔来到新的环境中，仍然一如既往，每吃饭必谢恩祷告，中午休息时，还要拿出圣经来默读。星期天，全校教师要到附近农村劳动，他却要请半天假，理由是“要聚会敬拜神”。学校里的同事们觉得他很奇怪：“这个从上海来的老师，怎么宗教迷信这么深！哪能当老师呢？”不久，他便被下放到郊区农村劳动去了。
本来，学校下放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他的思想，结果他在乡下两年，反而把劳动场所当作传福音的禾场。那个年代，正是全中国范围内听不到基督福音，没有大光照亮的黑暗时期。维僔再次思想神的恩典和神对他的托付。他想到：神没有托付我作传道人、布道家，祂让我作一个普通的基督徒，我难道连这一点本分也不能尽吗？他决心要在这最小的事上忠心，并忠心到底。所以，不管是谁，只要有人问及主真理的事，他就毫无保留地把福音传出去。
在下放小组学习时，他看到下放劳动的目的是“促使干部改造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便公开在小组内发言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且永远是一个基督徒，我不可能，也不打算改造和转变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法响应党中央对我的号召。”小组长为他可惜，公开在组里说：“要是光按着你的生活艰苦方面、劳动积极方面来衡量，你能够上一个好共产党员，但你的思想改造方面就过不了关啰。不过，即使你思想改造过不了关，还可以算作‘宗教信仰’而勉强放你过去；但你散布宗教迷信的传道的东西，事情就严重了，过不去了，砸了锅了。”
那些日子里，吴维僔也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一天中午，他去一里外的水井挑水回来。天上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向他逼近，眼看一场倾盆大雨马上要倒下来。脚下是泥土路，如大雨下来就成了泥泞路，无法行走了。他望着满天的乌云雷电，突然凭着从神而来的感动，伸出右手，对着已经从天降下的大雨，大喊一声：“打住！”结果，好像主当年斥责风和雨一样，雷电很快停了，雨滴止住了，乌云也渐渐退去了！这是维僔第一次见到神迹，他知道在他处于威胁压力之下时，神在借着这个神迹安慰他，坚固他的信心，他确实知道：我的神活着，祂掌管着天地万物！
两年农村劳动之后，他又被调进天津东北郊一个区办的棉毛加工厂继续劳动改造。两年后，他被调回原校，但因思想没有改造好，不能作人民教师，他只能作实验室的物理实验员。
1957年至1964年7年中，形势越来越紧张，属灵争战也越来越激烈。神开始更严格地修剪维僔，为祂自己的托付预备他的心志。
自50年代后期，吴维僔开始以复写纸写“主内交通”的文字，寄往各地，增强各地主内肢体们的灵里交往。60年代初，他开始操练禁食祷告。64年春天，神让他做好“配”的准备。那时，他在与上海原守真堂的一位弟兄通信交往中得知，一位他所熟悉，主所特选，受过贾玉铭灵修院造就，与他一同作过守真堂教会执事，后来又成为主所用的忠心仆人，因着主在那个艰难的年代所托付给他传福音的负担和工作的缘故，被守真堂负责人姜蒙光所出卖、告密，因而被捕下了监。看完这封信，维僔心中深受感动，为这位下监的年轻弟兄感恩，羡慕他，因为这位弟兄听主的话、配为主的名而受此凌辱、磨难。他为下监的年轻弟兄切切祈祷。在祷告中，维僔听到主在问他说：“他配，你配不配？”他立刻含着泪水向主说：“主啊，我也要配，我也要配！”从这天起，他就更加儆醒，随时做好了“配”的准备。
十字架的道路
两个月后，1964年7月30日，吴维僔被捕。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拿出“传讯证”和“搜查证”的时候，靠着主恩，他一点没有慌张。他与妻子握了握手，说了最重要的两个字：“靠主。”便上了吉普车。上午十点左右，车向公安局开去，窗外之物向后移去，吴维僔抬头望天，心中充满了平安。他知道神又把他调到了一个新的战场，一个更为险恶也更为重要的战场。配得在那个战场上为主作见证，实在是他的荣耀！既然早在1945年他已经决定要一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现在更是他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了。
维僔被捕的原因当然纯粹是为了信仰。64年正是全国搞“四清运动”的时候。他学校的校长已经公开批评他说：“在我们学校里，宗教迷信活动是很明显的。”另外，维僔也曾为人施洗，写“主内交通”文字寄往各地。他曾写信给一位年轻人，鼓励他：“你既然已经信了主，作了基督徒，就应该公开承认主的名，退出共青团，走主的路。”因为这个年轻人的退团事件，也引起了公安局对维僔更加注意：他在“与共产党争夺下一代”。
其实，最初的时候，维僔并没有被“逮捕”，而是被“传讯”。从世人的角度看，他被捕入监完全是由于他“不识时务”造成的。维僔心中确信：进监，不是他自己喜欢进的，也不是公安局要他进的，而是主带领他进的监。神要他在犯人这个岗位上，作好一个基督徒，以犯人的身分来听从主的话，遵行神的旨意。因此，一进监，他就为自己定了一个在属灵争战中的战斗原则：在被审讯时，“不回答，不交代，不认罪，不悔改”。
入狱一个多月时间，他八次被审问，一直持定了这个四不原则。第七次审讯时，他被要求用书面形式回答五个问题。他便一面祷告，一面写出了自己的答卷。其中第四个问题是：“政府的宗教自由政策是如何得到了正确贯彻执行的？”他直率答道：正是在这种所谓“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下，全国许多教会被取缔、受打击，许多神的仆人和基督徒因不接受党对神教会和神仆人的领导而被捕、下监、判刑等等；而我的被捕下监，则是一个新的证明。
最后第五个问题是这样问的：“你对全国基督教界所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是如何认识的？”他本来想从正面好好回答这个问题，突然觉得不平安，圣灵光照他，他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正预备把我从圣经真理而来，对“三自”运动的认识写成回答时，圣灵突然拦阻了我，不让我写，并且光照我一节圣经。这段经文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将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因此，我就不从正面回答下去了。（注：主耶稣所说的“狗”、“猪”，不是指真的狗和猪，而是指“不把圣物当作圣物”的人，指“不把珍珠当宝贝”的人说的。）
他的答案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第八次审讯时，预审员恼怒地说：“在我的手心里不知经过了多少大牧师，大传道，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猖狂的！”第八次审讯之后，预审员给他一张逮捕证，说他是“自食其果”。他坦然签了字。主又一次光照他，他对自己说：“我虽不是大牧师，大传道，但只要紧紧倚靠主，仰赖主的怜悯，忠心跟随主，不躲避应该背起来的十字架，就照样可以得胜，在世人面前，作好见证。
判决之后、跟主到底
1967年2月，法院下达了对他的判决：无期徒刑。他收到判决书后，心中非常平安，充满感谢，立刻想到：“仆人决不能大过主人。我的主耶稣，从父手中领受并喝尽的苦杯，是死刑，而不是无期，而且是钉十字架，是最耻辱、最残酷、最痛苦（连父神都离弃祂）的死刑；父神给我喝的杯，不知轻了多少倍，还存留我一条命，身体至今还健康……主受十字架死刑时，尚且是心悦诚服地领受，我才是无期徒刑，为什么不能也同主一样心悦诚服、从父领受呢？主说过：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浸你们也要受（马可福音10:39），今天父神既然怜悯了我，给了我这个杯，我就应当把父所给的杯喝尽，无期到底。”
判决后的犯人，一般都可以与自己的家人见面。他也立即写信给他妻子，告诉她已接受判决，请她来见面。他请她再带一个脸盆来，因为原来的脸盆已经漏了一个洞。他盼望能见到妻子，多说一些话。信发出以后，到了预定接见之日，队长（劳改队的管教干部）送来一个家中的脸盆，妻子却没有来。维僔再次写信，并写了一些主内勉励的话，队长就斥责他写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给他寄出。
过了一段时间，法院来了一个干部，告诉维僔，妻子要与他离婚。这完全出于维僔的意料之外，立刻为此祷告。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在那个空前险恶的时代环境中，妻子在外面孤单一人，无疑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体谅她的软弱，便同意离婚，他们没有孩子，维僔也不要求什么财产，于是签字就完了。
维僔从不后悔与姊妹结婚，因为当初已经确定是二人同走十字架的窄路的。现在姊妹软弱了，在十字架的道路上后退了，维僔只有替她惋惜，为她祷告了。
据说，后来她又与一老工人结了婚，但并没有摆脱她在文革中受逼迫的处境。而离婚后，维僔更无牵挂了，他想：我虽只剩一个人，也要终生把十字架背到底，跟主到底。
守住红豆田
其次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玛。一日非利士人聚集成群，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众民就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沙玛却站在那田间，击杀非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撒母耳记下23:11-12
维僔入狱后，记不清楚这段经文的章节，但却记住了这两节经文的内容。大卫的勇士沙玛，站在一块长满红豆的田里，面对众多的非利士人，坚守住那一块红豆田，不退却一步，结果挽回了整个战局，使以色列人全面反败为胜。守住红豆田，成了全面战争胜利的关键。主光照维僔，使他清楚知道，坚持饭前谢恩，是他在监内属灵争战中的“红豆田”，必须守住它。
他一进监狱，便在饭前谢恩，不避讳，不怕人看见，因为这是一个见证。监内的指导员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许念（谢恩），你若念（谢恩）就不许吃。”维僔便把自己的碗筷还给管理员，不再吃饭。四、五天后，预审员厉声斥责他：“不吃饭，绝食，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而维僔坚持说：“我决没有绝食求死的意思，我只要谢恩吃饭。”这样，狱方只好换了一个预审员，做些微让步。让维僔有时可以吃，有时又不能吃─—因为不准谢饭。
半年后，维僔的苦难更加重了。他被戴上一副重手铐，这副手铐又重又冰冷，使他痛苦万分，夜里无法入睡，但主与他同在，亲自引领他争战。他又一次声明：不谢饭就不吃饭，从今天起，不再自己主动拿政府不许谢恩的饭菜吃。两天后，看守所去掉了他的手铐，同时组织了七、八个犯人“帮助”他。看守人员站在门外观看。一个犯人一拳打在维僔的下巴上，顿时他满口是血，滴在身上、地上。这个犯人一面吼他：起来！立正！一面喊着口令：“向前两步─走！向后─转！……”一面要维僔回答他挑衅性的问题，他不答，这个犯人就“啪！啪！”……左右开弓，两手狠打他的脸颊。
在这种非人的折磨中，主的话一直响在维僔的耳中，萦绕在他心里：“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马太福音5:38-41）“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祂也是这样不开口。”（以赛亚书53:7）感谢主，主的话成了他争战时手中的锐利武器。面对那恶者的口令，维僔就顺服、照办，对他那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就学主的样式，默默无言。听主的话、照着主的意思去作，就能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能把仗打赢。
反复的殴打、折磨两个钟头之后，那个犯人打累了，就宣布“批判会”结束。所长问他：“大家帮助你，你感到怎么样？服不服呀？”他回答所长说：“报告所长，无论政府对我作什么，或是犯人对我作了什么，我都没有怨言，甘心乐意。”所长一听，以为他屈服了，很高兴，说：“唉，这就对了，你早就应该这么个转变了！何苦呢？……”
维僔一听不对，赶紧补充着对所长说：“报告所长，您误会了。我甘心乐意没有怨言，并不是说今后我不听主耶稣了。我作为基督徒，听主耶稣的话，总是要放在第一位的，继续要听主耶稣，一直听下去。”这下子所长真没想到，气得不得了：“好，好。你坚持反动立场，顽固到底。那好办！咱们今后就走着瞧呗！”
维僔又回到大囚室，坚持禁食七天后，他被带到一个空室，几个管理员反拧了他的手臂，后面一个人按着他的头，把一个铁器塞进他的口中，强行插下胃管，把食物灌进他的胃里。这个过程难受极了，但维僔丝毫不反抗。灌完后，胶管一抽去，铁器一取出，他就站起来，举目大声感恩说：“感谢天父用这样的办法来养活我！”他在所长和众人面前，作了感恩的见证。后来，监狱管理员只要硬往他口里塞窝头时，他总是举目望天大声说：“感谢神用这样的方法养活我！”
1966年7月，检察院对他的起诉书中这样记录着：“该犯长期在监内，借口‘饭前谢恩’搞非法活动，破坏监狱纪律，甚至多次长时间以绝食行动对抗无产阶级专政……”
维僔被正式判无期徒刑后，便从天津看守所转至天津劳改处，一个月后又调往宁夏的平罗玛钢厂劳改队。那时正是文化革命的高潮时期，他仍然持定自己的信仰，坚决“反改造”，他宁可为此付上代价。维僔坚持不念毛主席语录，不答问题，不唱革命歌，不喊毛主席万岁。组长和同组人命令他向毛主席像磕头，他拒绝。于是十多个人对他又踢又打，他干脆躺在泥土地上，任凭大家踢打。这是他第一次在劳改队挨打。此后，他无数次挨打，有人用皮腰带抽他，有人用鞋底狠打他的双颊，有人用木棒打他的头顶；还有一个队长用燃着的烟头多次烫他的鼻孔……所有这些非人的折磨，维僔都认为“既是主所允许的，都是于我有益的”。
在这里与在看守所一样，队长向他宣布：“你要吃饭，就不准祷告，你祷告就不准吃饭。”维僔知道，“守住红豆田”的战役进入了更为艰巨的阶段，因为当时正是文革高潮，全劳改队要六个月停产进行文革学习。但他深信，那位差遣他的主会使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争战开始了，他不再吃不能谢恩的饭。一天，两天……在他四、五天未吃饭、极度虚弱时，又被迫受罚跑步。第七天未吃饭时，天黑之后，他被带到一间空室，他遭遇许多谩骂，又有四个人开始打他，直到把他打昏为止。他后来回忆说：感谢主，昏过去真好，一昏过去什么痛苦都没有了。他被反复折磨毒打，强行灌食，灌食后，因为他身体被折磨得太厉害，就呕吐了出来；劳改队的队长就命令他把自己吐到地上的稀糊舔干净，他就趴在地上，把呕出的稀糊舔净了。打到后半夜，队长又叫犯人用水泼他身上。这样的折磨持续了几天，他被打的创伤一、二年后才痊愈。
中国的史书上，总是记载着狱中各种各样的酷刑，也记载着许许多多一代又一代受尽酷刑而不屈服的刚强硬汉。而不同的是，吴维僔尽管忍受了酷刑、没有屈服，他却不是刚强硬汉，他是柔弱的。那些殴打折磨他的人，打累了，问他：你恨我们不恨？维僔说：一点也不恨，也不埋怨谁。因为他自己的主在十字架上还为那些钉祂的人祷告呢。
最后，狱中虽然还是坚持不准他谢恩，但每三天就有一顿饭例外。吃饭的时候，他被带到一个单独的空屋里，一个组长看着他吃饭，他便可以吃到名义上不准谢恩而实际上许可谢恩的饭。后来监狱政委（最高领导人）对他说：你要饭前谢恩，我们许可你心中默默祷告。若要表现出来影响别的犯人我们就不许可。维僔听了，立刻警觉起来，主光照他：这一步也不能让！他回答说：“报告政委，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信心与行动表现紧密相联的。没有行动表现的信心，不是真信心，而是死的信心，假的信心。真信心必然有与之相应的行动表现。我无法满足政委所说的条件。”谈判失败了，达不成协议。每三天吃一顿饭的争战，只好继续打下去，一直到六个月停产集中文革学习和运动结束时为止。
（上图吴维僔摄于监狱大墙之外的居所。）
犯人中的犯人
两年后，1970年9月10月间，他被调到一中队一组。这是最严厉的一个组，再难改造的犯人，到那里后也都会被改造过来。他到那里后，大组长开始对他正式提出初步要求，很简单，只两个：1.吃饭前不祷告谢恩。2.念毛主席语录。不要求两个都做到，只要求做到任意一个就行，随他挑选。他立刻很明确地告诉组长说：这两个要求，任何哪一个，他都做不到。矛盾激化了。倾刻之间，他成了全组犯人的斗争对象、射击中心。原先对别人的矛盾和批评，一律搁置起来。组长和全组犯人集中火力，想尽各种办法来刁难他，折磨他。
有一次，他们说：只要吴维僔能念（朗读或背诵）一句毛主席语录，或是说一句毛主席“万岁”或“万寿无疆”，就可以让他谢恩而吃。他就在主面前思考：想到圣经教导中有“敬畏神，尊敬君王”（彼2:17）和“我劝你首先要为万人祈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政治领袖）和一切在位的，也当如此”的话，他就在小组众人面前说：“我祝愿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他们都欢呼起来：“有门，有门！”虽也有二三个人不满意，因为他说的不是“万岁”或“万寿无疆”；但有人说：“别忙，慢慢来，有希望！”
那一天，他们对维僔好得不得了，三顿饭给他吃得饱饱的。第二天，组长和大家对他说：今天，你要进一步了，不要说你昨天说的那句话，要说：“毛主席万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要这么说。岂料，劝了半天，等了半天，维僔还是不肯改口，不管他们给吃不给吃。他们气极了，不给维僔吃饭。
有人在私下问他：你为什么肯祝愿毛主席身体健康，而不肯喊“毛主席万岁”和“万寿无疆”呢？
维僔回答说：前者是向至高神祷告，为政治领袖代求，神是喜悦的，因为是把至高神放在第一位。后者却有把毛主席当作神来敬拜、把领袖放在最高位置的意味。神厌恶，不喜悦。而“万岁”是不可能的，连活100岁也很难，毛主席决不会“万寿无疆”、而是“一寿有疆”的，我为什么要说不合神旨意的胡话？
在一中队是守住红豆田的最后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争战。靠着主的恩典，维僔守住了。从此后，劳改队的干部没有再干涉他吃饭谢恩的事，虽然谢恩仍然是违法的事情。
在狱中，吴维僔是“犯人中的犯人”，但他说：“感谢主，我也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坚持“不”的原则，坚持“反改造”，那些“被改造”的种种规矩就丝毫不能束缚、捆绑他。
三次软弱
然而，他明白，他的刚强和自由完全是靠主的恩典托住他的。若离开了主，他早就倒下去了。他记录了自己曾经有的三次软弱。第一次是解放初期，他作中学教员时，思想改造运动中，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竟然得到了上级的奖励；他就不知不觉地便想努力在世界的道路上奔跑，与主的关系疏远起来，爱主的心也不如以前了。但感谢神，两个星期后，圣灵光照他，他看到了自己在属灵道路上的危机，靠主的力量，他又重新恢复了与主的亲密关系。
第二次是1956年，他在上海同济中学当教师时，有外单位的人找到他外调，拿出一张年轻人的照片，问他认识不认识这个人。他认出这个年轻人就是51年他在“控诉运动”中发言时，夺走他的发言稿的那位爱主的弟兄。他就如实说了。事后，维僔心里极不平安，他推测，当时这位弟兄可能正在受审查，不知他自己的确认（虽然是事实）会不会带来更坏的效果。维僔当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后来他明白了，自己不应该说任何话，他那样作就是“交代”，因为他的“交代”，弟兄就可能受苦。所以，后来，他为自己立下了“不说话、不交代”的原则，免得自己得罪神。
第三次是他被捕后，66年的时候，有一次预审员让他看了一张纸，上面画着中国地图，其中心是天津市，从中心发出不少射线至全国各地，表明他与各地主内肢体的联系。预审员说：你看如果这个图不错的话，你就在下面签个字。维僔此时警惕性不高，竟然糊里糊涂地把名字签上了。一回到监室，圣灵就光照他：为什么签字呢？签名不就等于认罪了吗？结果，那天小组长威胁要把他的饭拿走时，他竟害怕起来，赶紧吃掉，生怕被夺走了。结果当晚他就拉肚子，过了放风时间，他没法去厕所，只好用大尿罐，被同室人大骂。第二天他立刻声明，前天的签名错了，要求作废。他求神赦免自己的软弱失败，修复他，重新领他打前面的仗。他从此更认识到：自己并不比别人好，不比别人强。若无主的怜悯，他也照样会犯罪、会失败，甚至比别人败得更惨。他从这种失败中知道自己毫无可夸之处，他只有更加倚靠主。
大墙外的无期犯人
70年代末期，改革开放的风吹边了中国大地，也吹进了银川的“宁夏区监狱”，即银川风机厂。
天津系统在宁夏服刑的200多个无期徒刑犯人中，已经陆续减刑释放。70年代中期，还有6名“没有改造好”的人。到78年时，只剩下2个。79年，这两个犯人中的一个重新申诉，当年被释放了。至此，200多个无期犯人中只剩下一个人，就是吴维僔。
当时，写申诉，要求平反的风大起，许多人劝他去申诉，要求平反，他却非常清楚地表明：自己坚决不去申诉。81年春季，全狱召开每年一次的奖惩大会上，狱方宣布他也在减刑名单之中。宁夏高等法院的减刑裁定书上写着他的无期徒刑已被改为有期徒刑6年，就是说，过6年后他即将被释放。高等法院的裁定书认为，他劳动积极，教学认真，遵守监规纪律，就是他有悔改表现，证实他“确已悔改”，因此给他减刑。而他却认为：这个减刑和6年后的自由不是白送的，是要以“确实悔改”来换取的。“悔改”就意味着自己要把主过去交托他要他作的事当作“罪行”，那是污辱主，抵挡神。他想，如果他认同了这个“悔改”，这么多年的仗岂不是白打了吗？苦不是白吃了吗？这个肮脏的“自由”就这么值得他羡慕吗？主在这事上所给他的十字架他能扔下不背吗？因此他宁可选择“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希伯来书11:35）的道路，拒绝出狱。
1987年5月28日，他被迫出狱之日，写了“出监日呈文”，致信区高级人民法院，呈文中再次申明自己没有“悔改”的事实。他说：
在此，不得不冒着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许能谅解），对我自从1964年7月入监以来这二十几年中，的确始终毫不悔改的行动表现，具体地、简要地述说如下：
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传讯。在第一次预审开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离题尚远的对预审员所询问的回答，实际上始终拒绝交代任何一点点罪行。（当然，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由此逐步升级：由传讯到拘留、到逮捕、到提起公诉、到判无期徒刑。）在这种始终不交代罪行一句话的情况下关押了一年半后，主预审员曾对我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挑选了我罪行中的几件事主动地向我摊开、谈明、指出错处，叫我回监号后考虑；次日，我给他的答复是：“昨天您说的那几件事，我没有后悔。”再半年后，在中级法院审判庭上，我除了姓名等，及回答了一个提问（问：你是基督徒吗？答：我是基督徒。）以外，其他询问仍然一概未作回答。
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间，凡是与“认罪”或“犯罪本质改造”有关的，或有牵连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绝发言、拒绝书写、拒绝参与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无数次的大会、小会、学习、讨论、座谈等，只要与改造有关的，没有发一次言、表一次态、谈一次认识、回答一次干部或其他犯人的有关询问；甚至谨慎小心到没有朗读一次文件、报纸、或语录，没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与“犯罪本质改造”相牵连。多少回每个犯人都必须写的保证书、改造规划、思想汇报、改造总结或小结，甚至是必须记的“改造日记”，都没有写过一次、一字；历次政治、时事、道德、法律等等学习的考试，我除写姓名外，总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数不清的事实和行动表现（若法院作一点调查了解的话，就不难知道这些都是一贯的，无法否定的事实），都说明我丝毫也没有接受在服刑期间所对我强迫进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质改造”。全部都拒绝净尽了。
至于裁定书上所提到的，我“服从管教”这一点，我并不是一概如此的，而是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情况而不同对待的。第一类，例如上面所说到，监狱对我所进行的数不清的改造与管教措施，我是一点儿也没有服从，通通拒绝，而且顽固地坚持了二十几年一直到今天。
第二类，只有与我“犯罪思想与犯罪本质改造”无关的其他规章、命令、布置……则我主观上可说都是认真遵守和服从的（当然也不能说绝对没有缺点和失误）。但后面第二类的“服从管教”行动，是否是我从悔改出发的“悔改表现”呢？恰恰相反，不是我的“悔改表现”，没有一点点是从悔改得到的效果；而正是我的“不悔改表现”，因为入监以前，对同类性质的事，也向来都是这样做的。这里面能找出哪一点是我的悔改呢？
裁定书上还提到我“工作主动”，即生产劳动上或以后的教学工作上等等工作比较认真踏实一些吧，即使不列举我不免有的缺点和错误，而算是有点可取之处的话，那也同样都没有一点点是我的悔改表现，而恰恰是我坚持过去入监前一贯所行的不悔改表现。
把以上种种我服刑期间的一切表现都综合起来，有没有一件大事，或小到如一句话，一个举动那样的小事，是真正从我悔改出发说的、写的、或做的呢？若是有，我愿意承认我“确有悔改表现”，因受到减刑或许也算当之无愧吧。若是连一件小事都找不到，那么，一个十足的、死不悔改的犯人——我，为什么一定要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硬加上一个虚假的“悔改”名义，给以减刑并到期释放呢？何况，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更不应该趁这个错误裁定之机钻空子，作出将错就错，冒“名”顶替的恶事。我非但不是“确有悔改表现”，而恰恰是“确无有悔改表现”，全部是不悔改表现，根本上不具备可以获得减刑的最起码条件，而只能仍是个无期徒刑犯人。
既然这六年来，法院没有收回这个不实事求是的、名不符实的错误裁定；而且我作为被专政的犯人，又根本没有资格硬要法院如何作。在这种两难情况下，“逼”得我没有别的正常方式方法，只能从今天出到监狱墙外之日起，进一步采取下列两个方面的行动：
一个方面，不使用释放证去办理释放后的任何手续，不回天津或进而回南方与亲友团聚，不享受从这张错误裁定书得来的自由和权利，不离开监狱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单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为一个留厂职工的工作）；因为我虽然无奈地（为了不抗拒监狱的执法职能）已经出到了监狱大墙外边，但认定我仍然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对这个被判无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认罪，绝不悔改的情况下，也一贯是以“心悦诚服”的态度对待的，今后仍将以此态度对待，甘心情愿）。
另一个方面，从今日出监起，进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来的干扰强迫，则将维持在这个限量以内，即维持生命的继续；若受干扰强迫，则另当别论）。我用这个禁食行动，专门表示着下列两个意义：（一）对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没有丝毫悔改过。（二）因此，81年给我的那个裁定是错误的，名不符实。我拒绝这个错误裁定。我这样作，是让法院有充分的足够时间，进行调查了解和重新考虑。如果有哪一天，那个错误裁定被收回、撤消了，也即取消了我的“悔改”之名，当然也意味着恢复了我所原有的无期徒刑犯人的地位，则我将立即欣然结束这个禁食行动，该干什么干什么。
另外，我附带申明一下。从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形势的大大好转，政策上大幅度放宽，犯人待遇及处置上的日益改善，这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监狱从领导上到管理干部们对我这个无期徒刑犯人许许多多关心、照顾、优待等，都是我所身受并平时从内心感激的。在此谨向监狱领导、科长及其他干部们致谢。（当然，这个方面与上述的那件大事是不相牵连的另一方面的事）。专此禀告。并致敬礼。
监狱墙外的无期犯人吴维僔
1987年5月28日
他在狱中最后6年时，便清楚神所交托给他的最后一阶段的见证任务，即执行神给他的两个限制。一、定期禁食，以此行动来见证他毫不改变的基督徒内心。自出狱起，他每周一、四吃饭，其他时间禁食。二、不离开银川市一步，不离开风机厂（监狱）单位，站好“墙外无期犯人”的地位和身分。他出狱后就住在神透过监狱为他预备的一间14.6平方米的陋室中，从不离开银川一步。
吴维僔在执行这两个限制时，常常受到许多“劝阻”。狱方领导作他的工作，要他放弃禁食，正常吃饭，甚至带来了“三自教会”的人一同来劝他。还有他的亲人并许多主内肢体也劝他离开银川去别处传道服事神，但他一一谢绝了众人的劝导，不敢擅自取消定期禁食，也不敢离开银川去外地。因为他清楚神已经用列王纪上13章所记述的神人的例子对他发出的警戒。神已经告诉神人“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神人却误听了老先知的话，违背了神的命令，结果丧命。
中国的以巴弗
1900年的庚子教难中，数以万计的西国宣教士及中国基督徒殉道；而同时，王明道、倪柝声、宋尚节等一批二十世纪神要重用的仆人均在1900年前后出生。约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吴维僔、林献羔、李慕圣等一代神要特别呼召的人出生。掌管宇宙、时空、历史的主兴起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归向祂，祂也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呼召、拣选、磨练、使用祂所喜悦的人。1920年代出生的吴维僔的同代人，无疑是神借着特殊的时代背景造就出来的特殊一代。
这批人出生于动荡不安的20年代，自幼便品尝了贫困、战乱之苦，而神的恩典却临到了他们。坎坷的流亡之路，反而把他们引进了永生之门；在沦陷的国土上，他们成了天国的子民。神又借着1900年代出生的王明道一代的传道人在真理上栽培他们，造就他们，并特别在四十年代赐给他们一个大复兴，因为那时“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那是大黑暗、大争战的前夕，神为自己的名预备、造就、坚固了一批将要在黑暗中发光的人。
1949年后，吴维僔和他的同代人都经历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熬炼。旷日持久的逼迫、批斗、检查、控诉、侮辱、毒打、监禁……这漫长的、看似永无终止之日的苦难在无情地检查着每个人的信心。有人为主殉道了，还有许多人跌倒了、软弱了、退去了。然而，神还是奇妙地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今天，这“七千”忍耐到底的人，虽已逾古稀之年，而他们还是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心志，竭力、忠心地站好最后一班岗。他们无疑是中国教会的宝贵财富。
而神对他们中每一个人的带领和使用也是不一样的。有人已经在大患难中殉道，安息主怀，有人则经过20多年的监禁后，立刻恢复自己原来的事奉，出狱后不久便恢复了自己的家庭教会（如袁相忱、林献羔），或者是四处奔波来建造、教导各地的教会（如李慕圣）。而神却给了吴维僔一个特殊使命。
1926年，吴维僔出生的时候，母亲为他另取一圣经人物的名字：以巴弗。查圣经，可看到有关以巴弗的记载共有三处：
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作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作了基督忠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歌罗西书1:7-8）
有你们那里的人，作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嘉并希拉波立的弟兄，多多地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作见证的。（歌罗西书4:12-13）
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腓利门书1:23）
我们看到，圣经中的以巴弗：（1）是基督忠心的执事，（2）他常常为众教会祷告，竭力地祈求，（3）他是与保罗同坐监的。
1949年夏，中华神学院院长毕路得（美国人）离开上海回美时，吴维僔给她写了一个英文卡片告别：“亲爱的母亲，请您放心，我一直跟从着我的主。”署名是“以巴弗”。1964年他入监后，就更加喜爱使用“以巴弗”这个名字，因为这可表明他的犯人身分，他盼望自己能作好“中国的以巴弗”。
1955年，王明道写了那篇著名的战斗檄文“我们是为了信仰”之后，于8月10日被捕，他所创办并亲自撰稿的《灵食季刊》便从此关闭。《灵食季刊》1927年正式创刊，28年来担负着以圣经真理造就信徒，以圣经真理指导中国教会道路的重任。至1955年，《灵食季刊》被关闭后，真理的声音消失了，中国教会进入了万马齐喑的黑暗时期。
然而，吴维僔在《灵食季刊》停刊后的5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写“主内交通”的书信和短文，寄给全国各地的肢体，鼓励散在各地的弟兄姐妹，坚持自己的信仰。开始的时候，他是用手抄写，后经他三嫂建议，他就用复写纸复写好几份寄出。他被捕的罪状之一就是写信鼓励一位重生得救的青年人退出共青团。
64年入狱后，他开始了“守住红豆田”的争战，至80年春，他的三哥三嫂（不仅是他血缘上的亲人，也更是主内肢体），在辗转找到他的地址后，开始与他联系，并自千里之外去看望他。他逐渐与许多主内肢体取得了联系。
80年代初，由于全国大形势的变化，狱中也相对宽松多了。维僔寄出信件时狱方不怎么检查就让他寄出去。所以，自82年开始，维僔开始以“以巴弗”的名义，寄出一封封的狱中书简，题目均为“主内交通”。82年到87年，因为在狱中，他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抄写“主内交通”各文，或者是用复写纸复写。1987年出狱后，写的“主内交通”则是在街上复印多份后寄出的。
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80年代初期，经历了多年的大逼迫后，中国家庭教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弟兄姐妹渴慕神的话语，家庭教会需要属灵的引导。恰在此时，以巴弗以他清秀端正的笔迹所写出来的“主内交通”自狱中寄出，立刻在弟兄姐妹中流传起来。一篇篇“主内交通”文章，经过无数次复印，无数次地转寄之后，从西北高原的狱中，传到广袤的中原，传到秀丽的江南水乡，传到全国各地的家庭教会，甚至穿洋越海，传到海外。
《灵食季刊》之后，神预备了“主内交通”继续服事中国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预备了中国的以巴弗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写“主内交通”。吴维僔在母腹中时，已被神选定为中国的以巴弗。他被神呼召后，读了神学，却没有做传道人，神有祂更高的意念。他开始了一种奇特的文字事工，这文字事工导致他进了监狱，而他在狱中又重拾起这文字事工，神借着这些文字鼓励当代信徒，指引中国教会的道路。神的作为大哉，奇哉！
“主内交通”每篇页数不等，作者以巴弗每次都是凭圣灵感动而写，所交通的内容，正是当代家庭教会所面临的难题。有许多是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提的问题和他的回答。这些问题包括：“都软弱、冷淡怎么办？”“神为什么没有听祷告？”“教会遇到逼迫怎么办？”“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入党？”“三自错在哪里？”面对这些尖锐的问题，以巴弗总是毫不妥协，清楚地写出自己以圣经真理为原则的答案。他鼓励那些软弱冷淡的肢体，指出的出路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不断儆醒、祷告、祈求”；他斥责“假师傅”，告诫教会要“防酵”；他对在逼迫中的弟兄姐妹指出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出路是：走十字架的道路，唯有十字架！他自己是背着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的能力打胜了“守住红豆田”的争战，靠着十字架的能力胜过了漫长岁月的逼迫与苦难，他也鼓励弟兄姐妹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用马太福音5:10-11鼓励弟兄姐妹受逼迫时“应当欢喜快乐”，因为这是主的教导。
以巴弗半个世纪的信仰经历，坚实的神学基础，特别重要的是神把他放在火窑中熬炼多年的生命经历，以及这丰盛的生命所带来的犀利敏锐的属灵眼光，这些条件使他也能像王明道一样，站在一个属灵领袖的高度来回答中国家庭教会的问题，指导中国教会的方向。
主仆荣归
1999年12月12日，他以笔来从事特殊的文字事奉17年后，也把自己的见证记录了下来，题为：“以巴弗—─在中国大陆上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僔自述一生蒙主恩的见证”，全文结束时，他写道：
现在，我虽然年龄已老，却尚未走到标竿。道路尚未走完，见证尚未作好，争战尚未最后胜利，尚未到达可以唱凯歌的时候。我重新退后的可能性，偏离主道的可能性，受骗上当的可能性，半途而废，功亏一篑，前功尽弃的可能性，都还现实地存在着。绝对没有可以放松警惕，躺在蒙恩典之上，去睡大觉的理由。一个一个可悲的鉴戒和惨痛的教训，已经看到不少。求主怜悯保守我，施恩拯救我到底，使我能儆醒的等候，走好尚未走完的每一步，不致辜负主已为我舍身流血的大恩典，得以最终无羞愧地见到主的荣脸。
2002年2月，他写了最后一篇“主内交通”，题目是：“中国教会的毒疮，越烂越大！”他在文中斥责以《丁光训文集》为代表的所谓“神学思想建设运动”实质上就是“改造信仰（圣经真理、神的话）”的运动。之后，他便沉默了。他向弟兄说：“主在近来再没有感动我写什么，没有主的感动，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主感动我把过去所写的交通文章找全整理一下作一次系统复印。”
2002年8月，他整理出过去20年来所写的“主内交通”166篇，总字数在120万以上。他分类整理好，编好号码，分装进5个大信袋里，特别托弟兄辗转带给总部在美国的生命季刊出版社一整套。
2002年11月27日至30日，他写了最后的一封信给自己的亲人，在信中他已清楚交待了自己回天家以后的事宜：
我从在监最后六年起（无期减成有期那六年），就越来越清楚父神和主耶稣所交给我、尚未完成的最后一阶段的见证任务——也就是从我1987年出狱之日起，一直到我离开世界的时候，或主耶稣荣耀降临，我们众圣徒复活见主，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祂荣耀国度的那个大日为止的两个限制：（一）执行每周一、四两天吃饭的定期禁食；这个行动是对宁夏法院弄虚作假，说我确已悔改，因而换给我减刑和释放、公民权力和自由的抗议，表明我自1964年7月天津入狱起，至今一直是死不悔改，没有资格依法给我减刑和释放，应该无期徒刑到底。（二）执行不离银川市一步，不离监狱单位，继续作好一个“大墙外的无期犯人”，也就是相当于政府所说的“养起来的人”。神之所以给我这两个限制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既要我顺服和接受监狱（政府机关）的执法（与我悔改或否无关），出到大墙之外，又要我坚决拒绝和抵制法院的弄虚作假（把我的死不悔改说成是“确实悔改”了）。
这两个神给我的限制、或见证任务，在出狱后15近16年来，我丝毫也没有忘记过、忽略过。因此，我才不得已地，无情地拒绝了三哥三姊家和再勉王珍家的爱心和照顾。正由于这个主要原因，所以，不管我衰老到什么程度，请你们各家各人都不要来银川看望我（即使有方便，有可能，也不要来，谢谢，千万不要来）。我始终是监狱（风机厂）的人；若死了，火化，骨灰入土，骨灰葬在南窑，都是最正常的事。什么都挡不住我在末日与众圣徒一同复活。监狱单位只是我在世上长住又暂住的家，直到复活后穿上与主相似、永不朽坏的灵体，与主一同进入永远的家。因为必朽坏的肉体只能仍归土，而不朽坏的灵体才能与主同进不朽坏之神永远的国。十多年来，监狱一直待我好，照顾我；这一点，我在神面前也一直非常感谢政府，特别是感谢监狱单位。
暂不多写。主若许可，我每年写一封简信给你们各家；何时死了，我请多年经常与我交往密切的刘万新老弟兄，打电话告诉三哥家，并请三哥转告你们各家。
愿父神和主基督的大恩，常与你们各家同在。
以巴弗
2002年11月27-30日
20天以后，2002年12月21日上午，两个年轻人前往宁夏银川监狱范围内的吴维僔住所，探望耶稣基督的忠心见证人以巴弗。敲门时，无人应声；他们觉得蹊跷，翻越矮墙入内，见以巴弗服装整齐，带着眼镜，面貌安祥，倒在地上，已经被爱他的主接去了。
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哥林多前书4:9）
中国教会20世纪的大舞台上，许许多多的圣徒用鲜血和生命演出了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的戏剧。以巴弗的生命和见证，无疑堪称为这个舞台上的奇观。
他自被神呼召，就持定了要一生一世背十字架的决心。他被试炼，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被扔进了火窑。被熬炼后出来，却没有烧焦的苦味。他清瘦、慈祥的脸上，总是充满了喜乐的笑容。去探访他的弟兄姐妹很难相信眼前这位谦卑、随和的老人，就是那位笔锋犀利怒斥假师傅的勇士，就是那位为主争战、守住红豆田的战士。
他一生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曾有引起争议的历史。许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要奇奇怪怪地“禁食”呢？为什么他要坚持作大墙外的无期犯人呢？
然而，主都知道。他在主面前领受的，他都守住了，而且持守到底了。现在，爱他的主已经把他接去，让他息了地上的劳苦。他能像保罗一样坦然无愧地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祂显现的人。”（提后4:7-8）
神在20世纪赐给了我们“中国的但以理”（王明道），赐给了我们“中国的以巴弗”（吴维僔）。神的作为，大哉，奇哉！
21世纪，神会赐给中国教会什么呢？
我们祈祷，我们等候，看神那奇妙的作为……
本文参考资料：
1.《以巴弗—在中国大陆上的一个普通基督徒》，吴维僔自述一生所蒙主恩见证，上下两册，复印本，未正式发表。
2.《以巴弗主内交通166篇》，复印件，已经收入《中国的以巴弗》三卷本，生命出版社出版。
3.吴维僔至吴维侃等家人信，2002年11月27-30日。
4.浙江桐庐网页，“桐庐人物”栏。
萧若枝 中国大陆基督徒。
链接：https://www.cclife.org/View/Article/692